中图分类号：IO-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04)01-185-04 拙著《比较文学学科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出版后，有相识不相识者陆续发表了七八篇评论，认同与赞扬者有之，商榷与批评者有之，对此我都表示感谢。但对于后者，除了感谢之外还要回应，所谓“真理不辩不明”，学术往往是在讨论和争鸣中推进的。近来读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张弘先生发表在《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1期上的文章，题为《也谈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创新问题——王向远〈比较文学学科新论〉读后》，张文对拙作提出了指责与批评，并由此提出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创新中所谓“更根本的问题”。张先生提出的“根本问题”从该文的三个标题上可一目了然。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特色还是国际规范？”第二个问题是“方法论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对待边际学科和文化研究的渗入？”我认为这些的确都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根本问题”，为了讨论方便，拙文现在也想套用张文的这三个标题，并提出我的看法。 一、“中国特色还是国际规范？” 我认为张先生的“中国特色还是国际规范”这个问题提出的方式本身，就很成“问题”。这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即：你是要“中国特色”还是要“国际规范”？二者必居其一。这很能代表张先生的思维方式。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没有回答的价值。但在张先生的大文中，还存在着更严重的理论上的悖谬。他不同意我在《比较文学学科新论》（以下简称《新论》）的“前言”中的说法，即： 人文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最大的不同之一，就是自然科学是世界性的、没有国界的研究，而人文科学必须体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学者的独特的学术立场、独特的研究方法、独特的思路和独特观点、见解与学术智慧。 对此，张先生写道： 比较文学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把跨民族跨国家当成本身的一个根本属性，把“世界文学”当成自己的一个理想。这是比较文学不同于任何一个学科的重要特征。它的研究对象，不是通常所说的国别文学，而是那些超出了民族、地域、国界的有限关隘的文学现象和文学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比较文学同样是“世界性的、没有国界的研究”。 这段话似是而非。比较文学确实“同样是世界性的、没有国界的研究”，然而，比较文学学科的世界性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独特的学术立场、独特的研究方法、独特的思路和独特观点、见解与学术智慧”是矛盾的吗？显然，张文认为它们之间是矛盾的，因而才极力反对我提“中国特色”。而且，当张文拿这段话当成理论前提来批驳我的时候，他有意无意地转换了上述我那段话的语境。我说“人文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最大的不同之一……”，是拿“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两者相比而言，是在相对意义上的比较，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比较。在绝对意义上，一切科学研究都有世界性，都可以、有时也必须超越国界；但在相对意义上，人文科学研究又带有民族性，从研究者自身来说，这种民族性集中表现为他的民族文化背景、民族文化立场、民族文化教养。这种背景、立场、教养或强或弱或明或暗地影响着研究者的研究，它与研究者的关系如影随形。对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而言，正如严绍璗先生所说：“无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无论是以何种语言文字从事学术研究，中国比较文学家都是从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发育长大的，这一母体文化无疑应当成为比较文学家学术话语的基本背景，成为构成他的‘文化语境’的基本材料。对于中国比较文学家来说，中国文化是他的学术生命的基础，也是他之所以能够立足于国际学术界的最深刻的根源……立足于这样的学术教养之上的中国比较文学家，才能真正地创造出他的学术天地来。”[1]我认为严先生对于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民族（中国）文化背景和立场的阐述十分正确，正合我意。这里强调的就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家要从自己的文化教养中体现出独创性，形成自己的中国特色。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也是可行的。而张文却断言：“中国比较文学20年的事实表明，迄今为止，所有想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体现‘中国特色’的做法，都很难获得成功”。他举出的例子是“阐发研究”方法和“跨文化”研究，把这两个例子作为“中国特色”不成立的例证，并说“以上两个事例，王著也注意到了，并坚决表示反对”。但是，事实上，我在《新论》及有关文章中所反对的，是将“阐发研究”法和“跨文化研究”作为中国学派的独有特征，而决没有反对比较文学研究要有中国特色，也没有反对“阐发研究”和“跨文化研究”本身。关于这一点，在一篇论文中，我写过这样一段话： 应当明确，科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是没有国界的，比较文学作为一种科学研究也同样不能因国别的不同而有对象与方法的区别；比较文学学派的划分，也不能简单以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为依据。一切科学研究的不同因素是研究者的科研条件与环境，研究者的出发点、立足点、独特的思路、视角，以及由上述条件决定的独特的创新的成果，由大量创新的成果所体现出的整体的研究实力、学风和整体的研究风格，这就形成了“学派”。“中国学派”也只能在这些方面、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形成。[2] 很清楚，我在这里强调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主体性特征强调“独特的创新的成果”对形成“中国学派”的重要性，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形成“中国学派”，而“中国学派”当然是“中国特色”的集中的、高度的体现。但张文却断言：“知识科学的根本特点是普适性和规范性，想在其中寻找专门属于中国的东西，并非靠一厢情愿就能实现。‘科学无国界’，这句话对比较文学是同样适用的。”然而，科学固然“无国界”，但科学家和研究者是有“国界”的，是有文化归属的。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与张先生相去甚远，简直是云泥之差。他的逻辑实际上就是：“中国的东西”是不合“国际规范”的东西，“国际规范”必须将“中国的东西”排斥在外。这就是他所理解的“无国界”。说穿了，这就是无条件抹杀“中国特色”。像这样机械地形而上学地将“中国特色”和“国际规范”对立起来，只能得出这样错误的有害的结论。 这里我想请教张先生的是：就比较文学而言，所谓“国际规范”是谁制定的？谁来认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发展中的相对年轻的学科，有哪些是必须恪守的“国际规范”？张文本身似乎没有明确解答，但他接下来举的一个例子，却能够说明他所谓的“国际规范”究竟是什么。张先生举的例子就是我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涉外文学”。张文认为：“经过法国学者的持续努力，也经过国内一些专家的热情介绍，形象学在近年来在比较文学领域作为一个分支学科发展迅速。但王著对形象学表示不满”。由于“王著”对法国人的概念有所不满，于是张文就对“王著”更为“不满”。他详细地论述了法国人提出的“形象学”概念，认定“两相比较，就会发现，形象学的有关界定明确清晰得多，而所谓‘涉外文学研究’反而模棱两可，含糊其事，不得要领”，说“王著对形象学的非难实际上都建立在误解乃至不解上”。显而易见，在这里，张文是把法国人的“形象学”的概念及其界定看作是“国际规范”了，于是对我提出的“涉外文学”这一概念格外看不顺眼，他在对“涉外文学”的评述中充满“不解乃至误解”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例如，指责“涉外文学”的范围“无所不包”，“恰恰模糊了‘涉外文学研究’自己的界限”。然而事实上，涉外文学无论怎样“无所不包”，它还必须是“涉外文学”，因为它有自己明确的内涵——就是“涉外”；而张文指斥的“无所不包”，其实是它的外延。自诩有“扎实的哲学方法论素养”的张先生，怎么会连这么一点点逻辑学常识都不顾及了呢？或许在他看来，“王著”竟然敢“非难”这一“国际规范”是不能容忍的，所以才站出来用激昂的言辞，拿他认定的“国际规范”对“王著”下了如上的判书。其实，我在《新论》中曾写道：“我提出‘涉外文学’这一概念，既受到了‘形象学’这一概念的启发，同时也是出于对‘形象学’这一概念的不满。”（第234页）换言之，对法国人的“形象学”我当然是有所吸收的，但老实说，我没有像张先生那样把它视为不可触动的“国际规范”。而“涉外文学”这一新的概念究竟可行否，还要经过比较文学研究实践的反复检验，张先生在“误解乃至不解”的基础上匆忙下的判书，恐怕不会有多大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