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哲学理论基础与文学观念的多元化 文学现代性的策动，促进了文学中的政治群体意识的解体；审美意识的激变，使文学与文学理论初步获得了自主性与独立性，开始回到自身。这一过程正是文学观念走向开放、对话、多元，初步走向现代意识的过程。 文学理论初步回到自身，意味着回到文学理论的学理自身。文学是什么，对文学如何理解，持什么文学观念，这自然引起了文学理论工作者的广泛探讨的兴趣。80年代前几十年流行的是阶级斗争的文学观念。这种文学观念，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出发，把文学界定为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在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也是正确的。但是这样的理论概括并不科学，所以，最后这一文学观念发展到了变为一些人手里的政治迫害的理论工具；并且由于它为政治所制约，因此这也是一种大一统的文学观念，是从事文学工作的人所必须遵循的文学观念。但是70年代末开始，和那时的诗歌中的反叛一样，文艺界提出了对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的批判（注：《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此说一起， 文学是意识形态、文学是工具的观念马上发生移位。文学既然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那么文学又是什么呢？文学与政治又是什么关系呢？并没有令人满意的现成的答案，于是大一统的文学观念受到了质疑。从80年代初起，人们开始了对文学理论的学理探讨，被封闭的文学理论打开了大门，揭开了体现现代精神的理论求索的序幕。 批判与反思，促进了理论思维的空前活跃，在人道主义、人性论思想的探讨中，出现了多种文学观念，如文学是人性的表现，文学是感情的物化，或是感情学，文学是审美，文学是人学的观念再度被提出并得到阐述。同时批判与反思，交织着各种外国哲学、文学理论思潮的引进，精神分析思想、心理学说、存在主义、本体论思想的引入，使得文学观念发生了激变而更趋多样。出现了种种争执，在相当自由的探讨中，如今可以各说各的，谁也不必服从谁的文学观念。同时由于广泛的争论难以找到一个共同认可的结论，因此一些论者认为，不如探讨一些具体问题，如文学语言学、作品分析等。自然，这些问题的探讨都是文学研究的应有之义。也有论者认为，文学创造已进入语言论哲学阶段，认识论、体验论这类说法都已古老、过时。 这样，文学观念很快出现了多样化或多元化的趋势，而这正是文学理论演变中的现代性的体现。人们对文学的了解，不仅因集团而异，而且也因人而异。从文学的总体看，有多种多样的文学观念，各有不同价值；同时就文学本身来说，文学是可以分成不同层次的，显示多种本质的，这样又可形成对文学的不同侧重的理解（注：见拙著《文学原理——发展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把文学理论观念的多元趋势，看作是体现现代性的一个方面，在于承认人们关于文学所作的思考，都是一种独立的意识与观念；各种有关文学的意识与观念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自成权威，在人们认识的长河中都自有价值，并在相互之间形成一种对话的关系。自然这里也会发生理论的谬误，但是即使确是谬误，那也是在相互比较，对话中发现的。 文学观念的多元化，必然涉及哲学思想，文艺学的哲学基础有无多元化的问题？有关文学是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工具说的探讨与争论，很快涉及认识论问题。认识论一直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的哲学基础，并被引入了文艺学，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出发点。于是多年来它就成了文艺学的唯一的哲学基础，形成了认识论文艺学、认识论美学。这样，在文学观念面向多样化的发展中，必然要使认识论受到质疑。 哲学认识论多种多样，在我国文学艺术生活中的阐述，是相当复杂的。一般认为，最科学的认识论就是唯物主义反映论，反映是分主客体的，主体反映客体，并改造客体，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不仅在于解释世界，而且还在于改造世界。我们确实知道，当认识论被正确使用，符合生活发展，它所指导的社会科学理论，可以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当它失去理性，走向非理性、反理性，在它指导下的社会科学，也几乎毁掉了一个新建的社会。50年代以后，认识论被普遍地移植于文学理论，而且是直接的移植。这种直接的移植，由于排斥审美的中介因素，于是把文艺径直界定为生活的反映，是一种意识形态，把文艺的功能，主要地看作是认识与思想教育，进而把文艺宣布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其次才是审美作用。但是，超越审美而大谈认识，这只是一般的认识、理论的认识。结果，文学被当成一种认识，以一般的认识、哲学的认识代替了文学审美的认识，审美对于文学来说，反倒是一种附加，于是形成了文学理论中的机械论；同时文学的阶级性被夸大，文学的功能被歪曲，这样就形成了文学理论中的庸俗社会学。近10多年来，这些问题不断被反复讨论着。 一种共识是，文学不是认识，退一步说，文学不仅是认识，文学创作与理论认识的对象显然不同，把文学当成认识，无疑漠视或取消了文学的审美特征。认识论无疑是需要的，但是首先，把认识论当成文学创作的哲学基础，只是在解释文学与生活关系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即文学的源泉是生活，不过这是哲学层面的问题。如果进入文学创作，仍然沿用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这一说法，显然是难以解释清楚文学创作的其他问题的。如果一定要如此来讨论问题，那么它就会把诸如创作心理这类问题，宣布为唯心主义，就像50年代我国的一些唯物主义者总是与心理学说显得格格不入，排斥创作的心理探讨。此种现象，在一些人那里，直到80、90年代都还如此。其实，创作心理现象、审美意识虽然来源于生活，但一旦进入创作过程，就已脱离了具体的物象，主体改造了物的外形，甚至消灭了物的自身，这时心物一体，已是浑然不分的新现实，这里不再有唯物、唯心的界限。其次，文学确是具有认识作用的，这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不承认这点也是一叶障目，偏激矫情。这几年来，从认识论角度探讨文学问题大为减少，但不久前《文学评论》有关《白鹿原》的一篇评论，正是从认识论文艺学的角度来研究小说的（注：见陈涌《关于陈忠实的创作》，《文学评论》1998年第3期。）。 文章对小说中的人物之间相互复杂关系的探讨，重社会因素，条分缕析，缜密深入，这种分析，是其它学派所提供不了的。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文学，文学的审美本质虽然重要，但其着眼点则主要是认识。从认识的角度看文学，以认识的方法研究文学，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实，就文学总体来看，不仅古代文学提供了大量具有认识意义的材料，同时当代文学也是如此。据闻，一些外国学者阅读我国当代小说，主要从小说的认识意义出发，以了解我国当代社会生活、风尚习俗的变化，甚至社会改革的进展。一方面，他们可能认为，我国当代小说的审美水平不高，另一方面，这些小说确有认识意义。对此，我们从没听说哪位著名作家、批评家提出过抗议，或是认为，这是不折不扣的庸俗社会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