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9)11-0162-07 悲剧意识最早诞生于戏剧中，并且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其中孕育发展。在古典时期，以肃穆高雅为风格特征的悲剧被定义为高贵的文化，表征着人类的某种存在样态。古希腊悲剧非常发达，塑造了以《俄狄浦斯王》为代表的命运悲剧，成为文艺复兴之前的主导性悲剧观念。其后，性格悲剧、社会悲剧等戏剧形态演化出不同的悲剧意识。现代时期，随着古典主义戏剧范式渐渐没落，悲剧逐渐溢出戏剧形式，进入小说等其他文学样式，悲喜剧之间的区分被打破，悲剧也失去了其主宰文化的高贵精神，成为走向日常生活的世俗悲剧。现代社会中悲剧形态的变化给人造成了许多模糊的印象，甚至有理论家提出悲剧死亡的论调。可以说，在现代文化体系中，作为一种文艺样式的悲剧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分量越来越轻，而萌发于其中的悲剧观念、悲剧意识则越来越重。悲剧观念可以在各种文化形式中表征出来，也成为许多理论家思考人类社会的入口。马克思主义的悲剧理论就诞生于悲剧观念和悲剧意识向其他文化形式和社会生活蔓延的历程中，属于一种现代性悲剧理论。马克思主义现代悲剧理论具有系统的话语系统，以此可以透视现代文化中的多样的悲剧精神。在中国本土的现代化历程中，现代悲剧观也以特殊的形态展开，探讨其形态和理论内涵是马克思主义悲剧美学中国化的必由之路。 一、威廉斯与马克思主义现代悲剧观 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美学家，他们的悲剧理论是其宏大思想的分支，马克思主义悲剧观也包含在其中。例如，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1]“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必定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2]马克思还用悲剧理论解释历史发展进程，指出历史的发展中存在着新旧两种力量，当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新的力量遭遇强于己的旧的历史力量时，其结局是惨遭失败，具有悲剧性；而悲剧的根源更存在于历史悖论中，“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3]。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以这种悲剧理论分析了拉萨尔的悲剧《济金根》，指出济金根的悲剧性命运就根源在于他代表腐朽阶级反对现代制度，没有意识到农民阶级的力量而同其结盟，结局必然是悲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济金根》具体分析，为马克思主义悲剧理论的运用树立了典范。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视野中，悲剧并不单纯是审美范畴，更是跨入社会历史的理论范畴。 马克思主义悲剧观奠定在唯物论的基础上，这大大充实了悲剧的内涵。“悲剧冲突一定要有历史的必然性，这一点使它跟以往历史上的一切旧式的(如黑格尔的)悲剧冲突的必然性划清了界限，从而第一次把这种思想牢固地树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4]历史唯物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悲剧学说的理论基础。以物质生产为主导的社会生活成为分析悲剧的根基，尤其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更是为理解现代悲剧提供了一把钥匙。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的《现代悲剧》对悲剧理论进行了系统阐释，定义了现代悲剧经验、情感结构和革命悲剧等概念，建构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悲剧理论的发展。“威廉斯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革命悲剧’的理念，从而将那种被视为是真理系统和永恒抽象的神学或悲剧哲学推至具体的历史文化变迁的‘情感结构’之中，并将之拉平至日常生活活生生的经验层面。”[5]223 威廉斯的现代悲剧观是对斯坦纳“悲剧死亡论”的回应。1961年，斯坦纳在《悲剧的死亡》中宣布，在现代社会中伟大的悲剧艺术已慢慢消亡。威廉斯通过《现代悲剧》回应了斯坦纳的“悲剧死亡论”。他认为悲剧并没有死亡，现代社会仍然有悲剧，并且存在于日常经验中。威廉斯认为斯坦纳做出现代悲剧死亡的论断是出于两种原因：其一，人们不能在各种悲剧现象中找到整体性联系；其二，研究者依据的悲剧理论大部分源于19世纪，这种悲剧理论早于现代悲剧，与创作实践是分离的。威廉斯经历了20世纪诸多战争、革命等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看到了人类真正的悲剧，也同时观察到日常生活存在的悲剧事件。在威廉斯的视野中，悲剧既有在漫长的历史传统中形成的含义，也具有现代社会独有的经验形态。即“确切地说，悲剧是一种特殊的事件，一种具有真正悲剧性并体现于漫长悲剧传统中的特殊反应”[6]4。而学术界沿用的悲剧理论却是一种将很多日常悲剧事件排除到悲剧意义之外的霸权观念，“那些不被看作悲剧的事件(战争、饥荒、工作、交通和政治)来自我们自己文化的深层结构。声称在这些事件中看不到伦理内容和人的作用，或者认为我们无法将它们同一般意义(特别是永恒不变的普遍意义)联系起来，实际上是承认那个奇怪而特殊的失败。任何悲剧修辞都无法掩盖这一点”[6]41。显然，现代社会中的悲剧并没有死亡，而是要从日常生活中发掘新的悲剧形态和意义。 威廉斯对现代悲剧有别样的理解，他认为“悲剧不再是某种特殊而永久的事实，而是一系列经验、习俗和制度”[6]37。悲剧的存在不仅关涉历史事件或事实，更关涉那些受特定习俗和制度制约、存在于个体心理中的悲剧经验。威廉斯在吸收了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情感结构”的概念，来说明悲剧经验的这种属性。所谓的情感结构是“关于冲动、抑制以及精神状态等个性气质因素，正是关于意识和关系的特定的有影响力的因素——不是与思想观念相对立的感受，而是作为感受的思想观念和作为思想观念的感受”[7]141。情感结构这一概念类似于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概念，威廉斯以此将文化与主体经验联系起来，从而分析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经验问题。他指出：“在很多时候，一种新的情感结构的兴起总是同一个阶级的崛起相关。”[7]144情感结构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具体的情感结构存在。在《现代悲剧》中，威廉斯也将情感结构作为分析悲剧的核心概念，指出悲剧是扎根于具体的情感结构中的，如中世纪悲剧根源的情感结构是“命运的轮盘”，对现代悲剧经验的阐释亦是如此。很明显，通过情感结构概念的建构，威廉斯恢复了悲剧经验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理论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