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炫等人提倡的第三种批评，之所以逐渐引人注目起来，其关键是因为它再次触动了“中西之争”这近一个半世纪以来最敏感、最沉痛的神经，并且快刀斩乱麻地抛弃了纠缠人心已久的“中西之争”的致思路径，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图式，即从哲学的高度超越了“中西对立”，“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等二元对立的平面思维模式，在两种文化话语场的中间地带自信地构造了一个超越二者之上的俯瞰视域，使中西对立的思维框架成了伪命题。 因此，陈晓明先生在《第三种批评：出路还是误区》（《文论报》1997年8月1日第15期）一文中对这一理论预设并依附于这种“中西对立”的指责，就显得有些无的放矢。其实“中西对立”只是作为一种客观思维方式历史地存在着，而非第三种批评理论的内在前提。即便没有这种历史形成的中西两大阵营的对立性事实，第三种批评作为一种哲学否定精神仍然存在。所以，陈晓明先生思路开阔，引证博雅的论证就显得没有抓住问题所在。 本文不想在事实与经验的层面上过于纠缠于“中西文化”包括文学批评有无根本性差异的问题以及文学批评在哲学的层面各自是否自成一整合性的统一体问题，尽管陈晓明先生对之作了大量的证伪。我认为这本不是成问题的问题。退一步说，即使文学批评作为“学”来自西方，中国人就此而言已全盘西化，这对于第三种批评的精神仍无关宏旨，并不构成真正的理论性威胁，尽管事实上这种单纯的“全盘西化”不可能。 因此，吴炫先生在“知识转变的方法”（《文论报》1997年5月1日第9期）一文中提出的“超越东西方现有理论”的问题， 作为一种提出问题的方法，就只是根据历史事实而采用的一种针对性的话语策略而已，即这种第三种批评其实只是根据已有的“中西对立”的二元思维模式而展开的现实层面的致思路线，是第三种批评的哲学思维面对既有的历史事实作出的具体现实性反响，究其理论实质，即使没有这种两大阵营的对立，它作为“否定”的哲学立场仍然成立。既然一切知识与现实存在无论是在时间的矢量流程中面对未来还是在空间的多维向度中面对自然与社会，当然包括面对其他文化系统都将成为可以被不断否定、超越与重新阐释的“方成之物”，那么对这种非完全性的相对性存在之物的不断否定，并诞生新的否定结果就应是一永恒的形而上学命题，并且就我们的具体生活世界和逻辑直觉而言不证自明。所以提出“超越东西方理论的局限”只是这一命题的自然的现实推演而已。我们其实完全可以换一个角度提出问题，如葛红兵仅就知识的非完善性提出第三种批评的命题，名之曰“相对主义批评”，因为没有任何人、任何文化系统的知识是绝对普遍的，所以绝对的普遍的标准和权威也是可以质疑的，否则必然形成专制和某文化中心论，而邵建却从积极的方面，着眼于作为个人的主体在“出离众人”，即否定已有的知识立场，从而诞生个人化的否定结果后的个人化存在问题，将他的第三种批评名之曰“个人化批评”。但究其实质，皆可名曰“否定学批评”。 在这种“否定学批评”中，根据我们自己的生活世界具体的文化—历史的先验直觉，我们至少获得了两种自明性的哲学立场：一即一切知识就其完全性而言皆有限，就他者文化而言皆相对（当然包括西方的文学批评知识），二即我们作为人先验具有不断否定有限并建构新知的能力即否定能力。面对这种历史—文化信念和逻辑直觉我想任何人都应无话可说。所以作为一种哲学立场这种“否定学批评”理论的“理论内核”和“前提设定”即“起首论点”（initialargument ）并非如陈晓明先生所言难以成立。 但是，在陈晓明那里关键问题似乎不是一个哲学本体论的问题，而首先是一个充满实践意义的事实判断问题。如果这一作为“否定学”的第三种批评，就其现实性而言毫无实践意义，仅仅只能满足民族—国家式的本土化认同情结，它就不仅仅是一悬空的“本体论梦想”，就其“东方中心主义”思想情结而言，还是非理性的，反智性的。陈晓明先生其实就是紧紧抓住这一点具体地提出问题的。因此，这一“否定学批评”就必须回答好两个问题：一是西方的知识（这里主要指文学批评）是否是先进的普遍的，因而传统的落后的东方可以亦步亦趋，原汁原味地学习，二是这种否定与超越之说中是否是潜伏着一种挣脱后殖民压抑而取代以“东方中心主义”的民族主义偏执情结，因而是非理性的。这其实皆是纠缠人心已久的“中西古今”的老问题。 陈晓明的判断是西方的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是先进而普遍的，这是他的最基本的事实判断，也是他展开论题的中心，因而相对落后的东方首先想到的不应是民族—国家的认同图式（可见他是传统上中西文化的“古今派”），“我们就认真向人学习有什么不可以？为什么要急着走第三条道路，急着‘说自己的话’，什么叫做‘自己的话’？‘自己的话’就那么重要么？……就像中国足球一样，还没有学会踢球，就急着要踢中国特色。中国很多事情就是被自欺欺人的‘中国特色’给弄得不伦不类。” 很明显，陈晓明并没有像一开始那样，就这一“否定学批评”的哲学内核进行哲学质疑，因为陈晓明先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也是无益的。他是根据这——基本的事实判断，在现实的层面具体展开了引证并进行驳难的。这大概就是他对中国知识转换的现实问题的对症下药。 但是很不幸，他对由文化—历史构造的“当下现实”有过于简单化处理之嫌，对西方知识的普遍性也有点过度迷信，因而显得有些缺乏哲学眼光，过度沉溺于无反思的日常习惯性思维了；而我们恰恰要在这一点上提出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