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3)03-0106-05 首先，笔者承认，这篇文章的写作冲动来自对张光芒的那篇《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1]的欣赏和阅读。但恕我直言，其中作者关于百年来的启蒙与反启蒙的概论不能令人满意。建构于“道德形而上”与“道德形而下”比较基础上的“启蒙”与“反启蒙”结论已经不是一个单单文学“审美精神”命题，尤其是作者“恰恰是‘反启蒙’文学起到了‘启蒙’作用，且启蒙效果要大得多，而功利性极强的启蒙文学反而尴尬地陷于启蒙功能的无效缺失状态”的描述，有点让人心惊胆战。尽管在长文结尾处，作者“为避免不必要的误解，不妨画蛇添足两句——我不是封建道德形而上主义者，我只是纯粹的道德形而上主义者。我不是红色道德形而上主义者，我只是建构道德形而上主义的追求者”，但笔者认为，其论证过程已经将我们的“启蒙”命题给彻底模糊并搅浑了。 一、启蒙：怎一个“道德”了得？ 在关于“道德形而上与形而下之辨”的板块里，作者开篇便显示出受康德道德哲学思想的影响以及对他的推崇。借助“灿烂星光在我上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的名言，作者发挥到： 人需要一种道德形而上精神就像肉体需要阳光和钙一样。这种精神诉求意味着：个人终其一生恪守某种源于情感意志与价值理性的道德律令，甚至为之献身都是无条件的，其追求是永恒的，是比保持肉体生命更高一层的精神欲望，是更为本质的人之为人的灵魂的归缩。它的最大价值在于能够赋予人生以终极意义[1](P124)。 为了加强自己的论证，作者举出了大名鼎鼎的江姐作为例证，而且认为：江姐宁愿牺牲也不屈服，对她来说，这一行为更为本质的动力并非“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之美好愿望本身，而在于这种崇高的理想已内化为她一切幸福感、荣誉感、自尊自爱的源泉，随着血液循环而在体内流淌、沸腾，提纯、凝结为个体性的主动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说，为此而献身便是其“个人主义”的自我实现，是她自我价值的最高意义的确认。作者从主体论的视角来肯定审美道德形而上主义并进一步批评“五四”说：“我认为缘于五四新旧道德之争在逻辑上有了一个严重的失误，那就是以道德实用主义（新）来反对道德形而上主义（旧），而前者作为道德形而下的层面来冲击后者时，不但缺乏颠覆性力量，也是不得要领的。”[1](P124) 这里，笔者颇为困惑：难道“五四”需要首先准备好一套完整、正确、光明、伟大的道德形而上主义才可以“安营扎寨”吗？以旧的道德形而上主义而言，它那一套已经沦为僵化、固执的深层心理积淀的结构难道是一开始就是“上”而非“下”的吗？所谓人生的“终极意义”难道只体现在道德的“自律”（而不是外化）上吗？ 如果不这样发难，那么，我们又如何面对历史与现实交织而成的社会命题？张光芒把道德的命题列在了现代性的首位，从而“孤注一掷”，将道德说成了集大成的文学性情。他在对“道德革命”似乎成为五四启蒙文学思潮最深层的动因和根本追求作出判断后，毅然认为，“五四”的道德革命不得要领。这个不得要领的结论来自于道德形而下的诉求或说涤荡战胜不了道德形而上的超稳定建构。撇开作者的判断准确与否不论，作者以为，这里不但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更不能拿两类毫不相干的东西作比较，否则就会得出荒唐的结论。以本论为例，启蒙和反启蒙是不可拧在一起强加比较的。毕竟，“五四”以及作者所说的20世纪80年代都是思想解放、个性自由的“春天”，而它们所共同面对的却都是没有解冻的严寒“冬天”。“春天”的使命是化解“冬天”。将春天和冬天捏在一起问哪一个温暖，不是无疑而问就是不着边际。除非你自问自答地狡辩说：暖气开得十足的房间比春寒料峭的“春天”当然温暖。事实上，这不是一个真问题。旧的道德形而上主义是一种严加封闭、桎梏心灵、缧绁思想的“蛊惑”，与开放心灵、解放个性、自由思想的“启蒙”针锋相对。 将“蛊惑”人心的手段说成极大程度地发挥了启蒙作用，将“启蒙”作用的微薄说成是不自量力的“盲区”，这是笔者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我们能因为茨威格《异端的权利——卡斯特利奥对抗加尔文》[2]中“苍蝇战大象”的行为而否定其精神吗？一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就是一部正义与邪恶斗争并不断战胜邪恶的历史。人类科学、理性、民主、自由的进步和取得是用沉重的代价作为砝码的。我们能够因此否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知难而进精神吗？任何一种新型道德或价值观念在对抗旧有的道德和价值观念之初总是以萌芽、稚嫩、脆弱的形式出现。而且，它在强大的心理（形而上）定式包围下随时随地都有夭折的可能。当作者对“五四”以及80年代的“道德实用主义”大加鞭挞之时，为什么不去追问传统或说旧有的道德形而上主义究竟在与权威政治结合后干了哪些阴险而见不得阳光的事情？对着正义的守成者，我们难道只是站在旁边说三道四：“打不过就不要硬打”、“鸡蛋碰石头”、“好汉不吃眼前亏”。这类市侩的作风除却让社会和人格都变得庸俗，又能为社会文明的进步带来什么呢？要知道，社会每一次进步无不是弱小（正义）对强大（非正义）的胜利。尽管这个进步的过程有时是非常缓慢的，但它毕竟是渐进、点滴、逐步的改良。在这个意义上，“道德形而上主义（旧）”的形成和固化则是几千年架构的结果。因此，“五四”启蒙先驱们纵然有万丈豪情也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内营造出“春天”。毕竟，形成与之对垒的“内化”结构不会一蹴而就。从这一视角透视“五四”与80年代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不是更有力地证明了启蒙意义的重大以及中国启蒙的必要性吗？笔者不是不理解作者那愤世嫉俗的性情，那知识分子使命感的沉重，但冷静地想一想：当祥林嫂们死死不愿意改变“自我”的命运，而子君们要求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不得，害得环小姐（茅盾《自杀》）在经历了追求个性解放不成而用死来“宣布那一套骗人的解放自由光明的罪恶”时，毋宁说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就是现在的“我们”又能援来立竿见影的“道德形而上”武器予以彻底解决吗？在此，请原谅我的迟钝，我真不知道“一头撞在香案角上”的“幸福感、荣誉感、自尊自爱”感之解读会给现代社会带来怎样的有益启迪？历史恰恰证明，“五四”启蒙以及80年代对“五四”的继续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持续解构那些“随着血液循环而在体内流淌、沸腾，提纯、凝结为个体性的主动追求”的形而上源泉乃是目下启蒙学者最为“形而下”的担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