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兄： 我非常兴奋地阅读了你的几篇大作，它们引发了我的思考，当然我并不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有些我是强烈反对的。但我相信我们之间有共通的基础，因此我非常愿意借这个机会阐明我的看法，这与我所理解的人文精神相关。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我最早对你产生兴趣是由于你身上那种强烈的俄罗斯情结。这其实是许多人身上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包括我自己。但是，90年代以来，这却很少成为我们的一个话题。人们更愿意从罗兰·巴特、德里达、福科以及马克思·韦伯、哈贝马斯那里找寻思想，因为人们发现，90年代以来，现代性越来越构成一个问题，这是我们的知识传统所难以应付的。象80年代一样，我们习惯于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家那里寻求帮助，这里面隐含着的是一种进化主义观念，我们天真地以为，中国的明天就是西方的现在。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思维需要采用西方的，而中国的反思现代性话语也需要依靠西方。90年代所谓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盛行是80年代思维方式推进的必然结果。所以，人们尽管讨厌那个拿着后现代大棒跳来跳去，东砍西劈的小丑，但明智的学者更愿意把他与真正富有创造力的后现代主义者区分开来，不愿因此而放弃对福科等人的兴趣。但是，用后现代理论来表达与思考当下中国的处境和问题，从根本上无法摆脱两难境地：中国的现代化并未完成，这里面暴露出来的现代性问题与西方问题有很大差异，而西方理论并不能整合成的一种可能性让我们同时思考现代化与现代性，一些学者在福科与哈贝马斯之间徘徊，也就是这个道理。 但人们由此而悬搁了一个本应关注的问题，那就是鲁迅在世纪初就提出的对弱小民族国家的思想与文化的关注，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一些在现代化国家的挑战面前，被逼走向现代化的所谓“后发”国家。它们的经验与中国更为相似，包括伟大的俄罗斯思想与文化，已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精神资源，它对我们其实有很大的吸附力，记得以前在《读书》上读过一篇文章《为什么我们同受煎熬》，讲述的就是这个意思。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是，这些国家如何应付西方的挑战？它们依照什么方式使自己强大起来？它们强大以后，又暴露出什么可怕的问题？而俄罗斯思想则为我们提供了双重资源：如何应付和反抗西方的挑战，以及如何应付与反抗国家组织行为本身的挑战。 我相信，人文精神诞生的前提就在于人们终于醒悟到了我们所面临的双重挑战，所以，提出这一“口号”的人们既不是西方主义者，也不是民族主义者，他们不会关心如何用西方的标准改造中国，也决不以反西方与民族主义为立场，他们超乎两者之上，而竭力注意在西方的挑战与国家的反抗与应付中出现的一系列的后果，在这些后果中，他们真正关怀的是个人的命运，是具体的每个个体的命运。因为西方的冲击涉及到人的个体命运，而且西方冲击所导致的国家组织行为，所谓“全民总动员”，同样关联着每一个个体的命运。这是必须注意的是，在全盘西化受挫之后，民族主义的泛滥已指日可待，以新权威主义、新儒学到极为粗鄙化的“中国可以说不”，都朝着同一方向汹涌奔去。俄罗斯思想中同样有着一体化的极权主义的色彩。而人文精神一旦被简化为“精神”、“道德”、“崇高”等是非判断极为鲜明的名词，是非常容易被民族主义所利用的，后者同样打着神圣的旗号，没有这个旗号，就没有能力实现一体化。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我为我们所使用的标准的多重性而感到困惑，当我们批判理想主义的时候，自由主义甚至虚无主义成为我们的依据，而一旦发现自由主义的缺陷和虚无主义的危险，我们又在一定程度上回到理想主义那里。1995年的形势，似乎逼使许多知识分子在张承志与王朔之间选择一个立场，反对王朔的人们认同张承志，或者回避张承志的问题；反对张承志的人们又把王朔的问题遮掩得严严实实。仔细思考一下，一长段时间里有许多困难被制造出来：传统与反传统、现代与反现代、激进与保守、物质与精神、欲望与道德……互相排斥，宣扬自己的一套，而每一套在排斥了对立面之后，其缺陷也暴露得越来越厉害，人文精神也不幸被人为地纳入到这些两难境地中，被宣传或被攻击为是反物质、反欲望、反现代化的。 一个真正关怀个体命运的人不可能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不可能陶醉在东方专制大国的迷梦中，对现代化给个人带来的影响的思考并不意味着就是要复古，制造现代化与复古主义两难的人们其实是要阻止人们对其中一项的质疑。对个体命运的关怀更不可能意味着阉割人的欲望与物质要求。鲁迅指出：“接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不应该被读解为对人欲的弃绝，他的“个人精神自由”的主张是要求人们摆脱物质主义对人的奴役，也就是别尔嘉耶夫的意思，他明确地表示，个体的精神自由之中包含着人的物质欲望要求，但显然，他们都反对将个体仅仅理解为是一种物欲的主体。鲁迅显然发现了用物质主义回应西方挑战的危险性。目前，人文精神必然要对抗市场乌托邦所鼓吹的消费至上、享乐至上的意识形态，它所导致的对人的发展的丰富性的扼杀已经开始，并将持续地进行下去。一位大名人宣称先解决吃饭问题，后才能谈人文精神。这种面包与自由的关系问题早已被别尔嘉耶夫所解决。自由必定包含面包，如果一种制度承诺给你面包，条件是放弃你的自由，那么必须清楚的是，这面包并不是某一个人或派别能赐予的，而是你自己应得的，同样你有权利争取你的自由。因此，面包与自由的两难是被制造出来的。 有许多人不能理解人文精神为什么要强调立场和言说的依据，我本来也不能接受那些用这个口号扫荡文坛的人们的说法，而且自己也发现没有一个稳定的立场，所以有人戏称我为“骑墙派”。但我觉得需要有一个立场来检验一切价值和观念，它并不能轻易地解决所有困扰我们的问题，但可以提供我们一个说话和写作的依据。有朋友认为，现在最紧要的是建立最低限度上的认同问题，一种每个人都应遵循的“共同伦理”。我当然同意，目前许多混乱现象表明这种共同伦理是急需的。但知识分子批判的依据恐怕并不仅仅是共同伦理可以提供的。比如宣传，这在最低限度的社会准则里绝对是允许的，但对广告的批评也同样允许。王朔的创作是允许的，对王朔的批评也应该允许，当然，批判某种现象绝不意味着要用权力去消灭对象，后者会导致可怕的专制。但人们现在有意地混淆批判与专制行为的区别。聪明的王朔很刻毒地把两者混为一谈，似乎人文精神对他的批判成了专制主义对他的迫害。在王蒙看来，人文精神批判他，极左也批判他，所以两者是同一回事。共同伦理要防止的是各种野蛮与无序力量对共同社会的践踏与破坏，当然包括那些假神圣之名行野蛮之事的力量，也必须提防，但绝不用来提防与扑杀人类对精神自由的需求，但有些人却睁着双眼说昏话，把“正当”标举为“理想”，居然将王海作为他的理想旗帜。一旦“正当”被提升为理想，最低限度的规范就成了禁锢心灵自由的力量，其危害性并不比专制主义小。而视张承志的理想为奥姆真理教，连篇累牍地大加斥骂，也实在卑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