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3)03-0111-06 “道德”在今天似乎已成为最受人诟病的概念之一。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一方面，过去我们已深受道德中心主义之害，在一种政教合一的传统与政治伦理化的文化逻辑的操纵下，出现了多少以道德的名义行不道德之实的悲剧、惨剧；另一方面，近年来道德中心主义已为经济中心主义所取代，价值理性优先意识让位于工具理性的膨胀。与此相适应，“金钱拜物教”、“欲望主义”、“生产力至上”大行其道；在思想文化层面上，则流行着后现代主义、后启蒙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反本质主义的“文明的碎片”。在这种大的文化语境下，道德探讨被排挤至边缘地带自然不可避免了。如果说还有什么道德话题的话，占据主流的已是道德相对主义与道德实用主义。由于它已被后现代语境所同化，也就失去了相对独立的思想价值。这种风气也不可避免地侵袭至文学史叙述与文学领地。作为对道德中心主义的反动，以微叙事、民间叙事取代宏大叙事、解放叙事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在打碎以往的道德体系的同时，不是走向重构道德精神与重建道德主义维度，而是进一步解构了道德主义本身。更甚者，蛮横的“欲望哲学”欲将其驱逐出缪斯王国而后快。 一、是谁“模糊并搅浑了”论题？ 文学上的道德探讨在今天之所以显得有些不合时宜，除了源于对道德中心主义传统的反感之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则在于有些学者对道德主义、道德传统存有先天的偏见，无意于去追究道德本身的文化结构与理性价值。而其主要表现方式，就是道德实用主义的思想叙述。这是笔者拜读张宝明《从“五四”到“文革”：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终结》[1]一文后最大的感触。 该文针对拙作《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2]的主要观点与整体框架，逐一批驳：第一个诘问集中于对“五四”启蒙的评价；第二个诘问主要涉及对“五四”以来保守主义思潮的评价；第三个诘问是对笔者的“启蒙”与“反启蒙”关系的批评；第四个诘问则归结于他对道德形而下的高度确认，并以此来彻底“破解”拙文关于道德形而上命题的意义。陈晓明曾这样否定拙作所“代表”的观点：“用道德来理解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史，来重新规划当代文学史，这是一个伪问题。”[3]对此，笔者已作出回答[4]。与陈晓明的文章不同的是，张宝明倒没有指明对百年文学史的道德探讨是一个“伪问题”，但其四个部分的反诘却莫不表明这样一种立场：从道德形而上主义的角度来理解百年中国文学史仍然是一个“伪命题”！ 应该说，这是一篇才情充沛、观点水到渠成的质疑之作，也充满着冲动乃至激愤。以笔者的理解，这来源于作者张宝明那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及对知识分子立场的守护。换句话说，拙作“死不见尸活不见人”的形而上气质“模糊并搅浑”了这一立场，自然也“惹怒”了对方。 首先，有必要声明，对于张宝明所坚持的人文立场笔者举双手赞成，因为这也正是笔者所追求的目标。其次，笔者得说明，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与研究者的人文立场不是一回事，研究者对历史事实、文学现象的客观描述与对考察对象的价值判断也不是一回事。研究视野与思维方式的习惯惰性非常强大，它的改变有时会使人非常的不舒服，会引发习惯于做价值评判的人们过多的联想，乃至产生“心惊胆战”的生理反应。由此而言，恰恰是张宝明的这种反应“模糊并搅浑”了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与研究者立场的关系。再次，更重要的一点是，立场的高明并不必然地意味着方法的高明；目的的正确也不必然地意味着手段的正确，更不必然地意味着思维方式与逻辑理路的深刻。尤其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曲曲折折、复杂深微的启蒙主义实践历程而言，其本身的人文主义精神就包含着需要重新反思和梳理的理性缺陷。如果后来的研究者不能客观、冷静、有距离地加以反观，甚至是与某种廉价的人道主义同情抑或人文关怀胶着地不分你我，我们的研究又怎么能够深入下去呢？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因为不但我们所面对的中国启蒙文学存在着道德实用主义的弊病，张宝明自己的思想出发点与基本立场也都表现出浓厚的功利主义伦理观的文化气息，这使得他对拙文的质疑虽然看起来能自圆其说，但细细推敲却总是在道德实用主义的陷阱中打转转。试看他自己的表白：“笔者以为，人文精神应该是具体的、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活生生的，而不是抽象的、意象的、观念的、僵死的、教条的。”“与作者张光芒不同，笔者欣赏并奉行‘形而下’的所作所为，而不欣赏固意‘牢化’的‘形而上’拆求。”在理性的“实用主义的软骨症”和具有“灵魂支撑的超越性的意象”之间，哪一个更可靠呢？——他认为只有前者才“是一种被呵护、被安慰的人文关怀，是现实的心灵需要，是符合人性的‘因地制宜’”[1]。康德在反对以休谟为代表的怀疑论者时曾指出，作为经验的良知与作为形而上学的思辨理智各有其用，不能混淆，“前者用于在经验里马上要使用的判断上，后者用于凡是要一般地、纯粹用概念来进行判断的地方，比如在形而上学里。在形而上学里，良知（常当作反义词使用）是决不能去做判断的。”因之，“向良知求救就是请求群盲来判断，群盲的捧场是哲学家为之脸红，而走江湖的假药骗子却感到光荣而自以为了不起的事情”[5]。以笔者之见，张宝明在人文精神与良知的华丽外表之下所包裹的道德实用主义实质，在今天的学术界是颇有代表性的。笔者揭示出这一特点，一方面，对于中国文学来说，道德形而上主义是不是一个“伪命题”自然会见分晓，张宝明所谓的“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终结”命题也就不攻自破；另一方面，这对于当下文坛重建道德主义维度也不无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