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文艺报》开展关于文艺精神价值取向的讨论，围绕“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问题，各种观点之间展开了热烈的争论，有些看法甚至是针锋相对的。然而在我看来，论辩各方的分歧并不如他们所设想和强调的那样大，许多看法恰恰是可以互通乃至互补的。因为“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本来就不是一个悖反命题，论辩各方不过是站在不同的方位，从不同的角度，分别注重和强调了这个辩证命题中的不同方面。当然这样提出和讨论问题也是非常富有启发意义的，因为能激发和促使我们对问题的某个方面作更深入的思考。但是仅仅停留于此又似嫌不足，既然是在“关于文艺精神价值取向”的大题目下讨论这个问题，我想还是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基点上，把它作为一个辩证命题来理解，也许更有利于形成对文艺精神价值取向问题的全面认识。下面按照这一思路谈谈我的粗浅看法。 一、对“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命题的辩证理解 把“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作为一个辩证命题来理解，当然不是一种简单的折中调和，这两者之间完全可以在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点上构成辩证统一的关系，这个共同的理论基点就是马克思主义人学。 把“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作为一个辩证命题来理解，当然不是一种简单的折中调和，这两者之间完全可以在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点上构成辩证统一的关系，这个共同的理论基点就是马克思主义人学。马克思认为，全部哲学问题不过是哲学家们用不同的方式认识和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那么改变世界的目的何在？显然是为了解放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至于历史，不是别的，恰恰是人们认识和改变世界、争取自身解放和自由发展的实践活动及其过程本身，历史的主体是人，历史的前提和目的也是人。马克思、恩格斯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按他们的社会理想，人类的历史发展目标将是逐步克服各种异化形态走向全面解放，那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无论从个体还是人类，无论从历史的起点还是未来发展目标看，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都包含着深厚的人文关怀。而从人学角度看，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可以说都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宏阔视野之内。 当然，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作为一个辩证命题的双向展开，各有其不同的维度。历史理性可以理解为对历史发展必然要求的理性把握与实践选择，其中包含着对一切促进社会文明进步行为的肯定评价；而人文关怀则是对处于历史运动过程中的人的生存发展要求、人的权力、尊严和情感的尊重与关爱，从中体现出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肯定态度。相对而言，历史理性更为关注社会群体的生存状况与发展要求，也更为重视改变外部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以适应从前的现实发展要求；而人文关怀则更为关注个体生命价值，更为重视对人的道德良心、个性情感的维护与守望，更为追求人的自我价值实现和自由生命本性的张扬。这两者维度不一，但它们并不是对立悖反的，而是彼此互通的。如前所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既是以人的生命存在为前提，也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除了追求人的合理自由的生存发展，历史并没有、也不应当有另外的目的。因此，真正的历史理性，就逻辑地、必然地包含着对人们的现实生存状况的关注、关心，以及对人们的现实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要求的尊重和回应在内，就是说内在地包含着深切的人文关怀。倘若说某种历史实践背离了人的自由合理发展的目标，把人当工具奴役，以服从别种目的，那么其中就既无人文关怀可言，也无历史理性可言，而恰恰是反历史理性的。对这种反历史理性现象的批判，既是对人文关怀的维护，也是历史理性的真正体现。而从人文关怀的维度看，其价值取向虽然更为注重维护具体的人或个体生命的生存权利和发展要求以及良知、尊严、情感等等。但是，只要不是把人抽象和孤立起来看待，只要承认任何个体生命的生存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群体的共同发展，离不开外部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改善，那么这种人文关怀就必定要指向关心社会的变革和文明进步，因此必定与历史理性相通。概言之，似乎可以说，缺乏人文关怀的历史理性不是真正的历史理性，而缺乏历史理性的人文关怀也不是真正自觉的人文关怀，或者说这种人文关怀只具有比较狭隘的、非常有限的意义。 从历史发展进程看，有时候社会的变革进步可能需要一些人付出某些利益、幸福乃至生命的代价，这不能简单看成是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对立悖反，还是需要在宏阔的人学和历史视野中辩证地理解。马克思在谈到个体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时曾说过：“‘人’类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他又说：“只有通过最大地损害个人的发展，才能在作为人类社会主义结构的序幕的历史时期，取得一般人的发展。”这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人的发展问题上的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按这种观点来理解人文关怀的命题，应当说人文关怀不只是关怀自己、个人，也包括关怀他人、人类；不只是关怀当今人的幸福生活，也包括关怀我们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为了社会的文明进步，为了给他人、给后人创造更为合理的生存环境和条件，一些人宁愿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生命，这是一种高度的历史理性态度，也是一种更为深厚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当然，从历史理性的角度看无论有多么充分的理由，而从人文关怀角度看，任何个人的不幸和牺牲都是值得同情感伤的，这无论是在现实的经验感受，还是文学的审美体验中，我们都经历过这种理智与情感上的矛盾冲突。从这个意义上，我同意童庆炳先生关于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存在某种“张力”的观点。但我认为，这种“张力”并不意味着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本身的对立悖反，不可能希冀以历史理性压倒人文关怀，或以人文关怀否定历史理性来消解彼此之间的紧张对峙；这种“张力”更主要是来自我们理智与情感上的矛盾冲突，在文学中适当保持这种“张力”，避免审美判断上简单化的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对于我们辩证地理解和对待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这样的复杂命题，是会有好处的。 二、警惕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缺失 在关于文艺精神价值取向的讨论中，不管争论各方的具体看法有多少分歧，但彼此都有一个共同立场，就是提醒人们在文艺活动中注意防止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缺失。 在关于文艺精神价值取向的讨论中，不管争论各方的具体看法有多少分歧，但彼此都有一个共同立场，就是提醒人们在文艺活动中注意防止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缺失，我以为这是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不太赞同这样一种看法，以为历史理性主要是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关心的事情，而文艺家则更应当选择和守护人文关怀。按我们上面的看法，尽管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会在某些时候形成某种难以避免的冲突或张力，但从我们的价值取向来说，还是应当努力寻求和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这是社会健全发展的要求，也是文艺健康发展的要求。诚然，由于社会分工和所承当的社会职责不同，政治家们也许会偏重于从历史理性的角度，即从社会整体的发展进步方面考虑问题，不能说其中就没有或悖离了人文关怀；倘若说他们所坚持的历史理性中果然缺失了人文关怀的维度，那么岂不是恰恰应当强调要补上这种缺失吗？倘若认可政治家们无须过问人文关怀而只坚持他们的那种“历史理性”，那么这种缺失了人文关怀维度的“历史理性”究竟会把社会、把我们导向何处呢？这难道也是我们无须关心的事情吗？换一个角度看，按照“文学是人学”的理解，文艺家们有时偏重于从人文关怀的维度理解、反映社会生活和表达审美理想，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是理应得到尊重的。但是问题在于，不能因为强调“文学是人学”，强调文艺活动的人文关怀维度而造成文艺价值取向中历史理性的被遮蔽、被消解。按我们上面的那种理解，真正的人文关怀，不可能不关心人的生存环境的改变，不可能不关心社会的文明进步，因此也不可能不具有一定的历史理性精神，无论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还是文艺家，应当说都对促进社会的健全发展和文明进步负有共同的责任。如果在文艺价值取向中遮蔽或缺失了这种应有的历史理性，不是从一定的历史发展潮流中来把握生活和描写人，而仅限于表现某些个人的孤独、失落或悲观情感，那么这是否称得上是人文关怀，或者说这样的“人文关怀”究竟具有多大的意义，都是值得质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