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来，对文艺学学科的反思不仅从未间断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成为热点和前沿性话题。刊物上大量论文的发表，相关主题的学术讨论会的陆续召开，不同观点的相互激发和争鸣，以至于2007年《文艺争鸣》主编张未民等人可以编选出一本《新世纪文艺学的前沿反思》专集。同年，《文学评论》在第5期上推出“文艺学知识形态批判性反思”的专栏，并以“编者按”的形式强化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可以说，这是文艺学自身意识到外部挑战与内在危机双重压力下所作出的“本能性”因应。从自我意识与自我反思这一意义上来看，这倒像是文艺学“学科本位主义”的又一次唤醒与彰显，而非反学科或消解学科边界的文化理论、文化研究的又一次入侵。 但是，具体到讨论的实际内涵和主要倾向来看，文化转向、文化理论、文化研究、文化批判又成为与“文艺学”主旨并行不悖的核心理念和关键词。对于当下文艺学现状的描述与解释，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已极大影响了中国文论的建设与文学研究的现状，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发展迅猛，文学的‘文化批评’成为重要的趋势。文化研究不仅拓展了文论与文学研究的边界，使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对象涵盖了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包括文学和非文学；更为重要的是，文化研究对视像文学、媒介文化、大众流行文化、网络文化、性别文化、时尚文化及身体文化等现象的密切关注，也越来越多地成为当今文化研究的热点所在。文化研究的流行启示我们，西方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所发生的文化转向，既是其社会总体发展的大势所致，更是文学自身内部要素运动的结果。寻找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思想原则与现实活力，始终是20世纪西方文论发展的价值指向，在经历了语言论转向，把文学研究的实践专注于文学内部的种种规约后，其理论与批评的走向必然要向更宽广的社会、历史、政治等层面拓展。”① 这种观点正面评价了文化研究，并且从外部综合语境和内在学理逻辑两个方面分析了“文化转向”，从而具有相当大的阐释力。具体而言，外部综合语境包括现实生活中的后现代文化景观的变迁和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文化研究的巨大影响；内在学理逻辑也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学术现代性原则的创新逻辑，二是作为文艺学内部运动的物极必反的钟摆逻辑。如果我们将上述四种因素综合考虑、重新排列的话，那么似乎可以说与现实接轨以及创新逻辑是长时段起作用的“硬原则”，而西方文化理论的兴盛及其对中国文论影响的强弱，以及文化研究的兴起及其在文艺学内部的钟摆效应与摆动方向，却是短时段容易嬗变的“软现象”。根据同样的逻辑，当西方的学术主潮发生变动与转换之时，当文化研究过于排斥文学、文学性、文学文本之后，对文艺学学科的反思将会自我调整出另一个钟摆方向。 在当下的西方文学理论界，这样的变化已经或正在发生。英国文论家塞尔登等人所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在2005年发行的第5版中新增了最后一章“结论：后理论”。他们认为，以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为标志的“理论”时期正在告退：“自从理论随着种种引论、导读、读本和术语的大量出版，在英文系科等相关研究领域深深地、桀骜不驯地扎根以来，它所产生的焦虑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然而，新千年开端的一些著作却奏响了新的调子。似乎引发上述焦虑的那些理论岁月已经过去了。一批论著（其中的一些下文将论及）的标题告诉我们，一个新的‘理论的终结’，或者说得模糊一点，一个‘后理论’转向的时代开始了。……且不论我们能不能有意义地进入‘后理论’，我们最终发现，这一预告更像是在重定方向，而不像一个戏剧性的启示录。”② “后理论”概念的提出者在学术上是相当大胆、敏锐而同时又十分认真、谨慎的。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们从当下的大量现象中观察到对主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思想的一群“理论”明星的厌倦，从新世纪出版的一批讨论“理论之后”的著作中整合出“后理论转向”，因而立论的基点坚实可靠。其次，他们对现在进行时态的“后理论”持一种探索性和开放性的态度，既给予某种程度的意义定性，又不申言已看清其全部内涵与未来，从而保留了相当大的弹性和多种可能性。再次，他们对“理论”和“理论时期”并不全盘否定，相反，他们对彻底弃绝“理论”的倾向表示惊异与质疑，但同时他们又坚守自己的文学本位立场，认为“理论”和文化研究偏离文学焦点和审美领域的矫枉过正之势应得到扭转。 另一个“后理论”的提倡者威德森在其所著文论教材《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中，更直接地用“拯救文学”来表明他的主张。在他看来，20世纪后期“文学”作为一个概念、一个术语已经大成问题了。在“理论”的压制下，“文学”已处于“被抹去状态”，“文学”一词上已被打上了叉号。但他的逆向思维逻辑是：正因为“文学”被打上了叉号，反而证明“文学”这一事实的存在，否则，为什么还要挥舞打上叉号的“文学”这面旗帜呢？他说：“看来，这似乎表明它（指文学，引者按）依然是人类活动与经验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也就表明，需要将‘文学’拯救出来，使之再度获得资格，这总比不尴不尬地混迹在近来盛行的诸如‘写作’、‘修辞’、‘话语’或‘文化产品’泛泛的称谓之中好一点。”③ 返归文学，重整文学理论的学科性，这也许就是“后理论”这一未完成的预设概念具有价值的题中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