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9)06-0104-08 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有人说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属于启蒙范围因而应在后现代的语境下予以颠覆，也有人说上世纪80年代是思想复兴的时代，而90年代之后是专业学术昌盛而思想贫乏的时代。孰是孰非？我们站在新世纪应该怎样进行思想与学术的建构？在座的大部分是80年代进入学坛初露锋芒，成熟于90年代，对此有切身的感受，目前学术界也在探讨两个时代怎么看的问题，而这直接决定了新世纪学术文化的走向。 生态批评是新世纪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必将在新世纪的思想学术建构中占有重要位置。我前年在英国进行文化考察一段时间，感受尤深，英国的乡间确实像林语堂所说的，是“世界大同”不可或缺的理想乐园。其实，英国的城市也在乡村化，很少人住高楼大厦，即使如此，劳伦斯还是不能忍受，说是要扫荡了这个机器文明的时代，重返生机盎然的自然。而在我们中国，大多数人仍然以住高楼大厦为荣，以购买汽车为荣。以中国的人口之多，如果现代化不与生态化结合起来，将来的生态危机或将一发不可收拾！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生态危机却是1840年之后西方人强加的，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不存在生态危机的问题，所以从生态批评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值得全盘重估。现在许多人以为，生态批评来自西方，是西方最新的文化潮流，其实中国的先贤圣哲比任何西方最杰出的生态批评家都更生态，而且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因而我正在构思撰写《中西文化交汇中的东方生态智慧》一书。当代世界的生态危机在文化上有两个来源，就是希腊的科学主义与基督教的人鹤立鸡群地高于自然，二者联手导致了人类的生态灾难。记得黑格尔在比较中西哲学的时候曾经说：在东方思想中，人只有与实体合一，方能得以超越，但是人与实体合一的时候，个体就停止其为主体；而在希腊思想和基督教中，主体知道自己是自由的。其实，正是这个自由的、自以为无所不能的主体，导致了人类的生态灾难。 当然，关于生态批评我有两个困惑：一个是本体意义上的，一个是现实意义上的。本体意义上的是，如果沿着西方激进生态主义反人类的路，除非我们变成只摄取无机物的生命体才可以达到他们的要求。那你可能会说，无须如此极端，但是界限在哪里呢？我们就算吃素，也不是完会意义上的生态主义者，因为素食的对象也是一种生命，植物也是一种生命。蚯蚓吃土，也是摄入土中有生命的物质，如果纯粹吃无机物的话，它的生命就无法存活。所有的生命都在摄取其他生命，如果我们放弃所有的生命完全保护生态，就只有化作无机物才能实现。主体太膨胀之后造成现在的生态危机是人类的灾难，悖论在于这个界限在什么地方？从中国的现实来看，我们国家处于一个从传统走向现代化还未进入后现代的阶段，离西方的发达国家还有一段距离，现代的作家往往把西方几十年、几百年形成的创作流派一股脑儿地融合在他的作品中。事实上，我们一方面有中关村带有后现代性质的地区；另一方面，出北京城不多远也能看见几乎纯粹的农业文明，而如果想回到传统儒家、道家的状态，只需向西部走去，不需要多久就能回去。我们担心，强调生态主义是不是对社会现代化的脚步有所束缚，而不强调生态主义又不能抵御到处都在发生的类似于原始积累时期的生态灾难。我们应该怎么办？奥运会期间，北京环境确实改善了，奥运会之后北京又回到了污染很严重的境地，这与拥堵在一起的汽车排放的大量废气有关。从生态的角度出发，北京实在是不宜再高速发展汽车了，应该提倡大家骑自行车，我本人就坚决不买汽车而是骑自行车，但是，不发展汽车那些经济指标据说就实现不了。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应该像美国某些生态主义那样，完全走向反文明？中国有反文明的道家，也有文明的生态主义儒家。儒家是肯定文明的生态主义，这是比较特别的。 关于基督教生态主义，我读《圣经》和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时，一直有个疑惑：圣书讲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出来的，所有的自然是低于人的，人和上帝最接近，人的灵魂是属于神的，这与所有的自然物不同。人在基督教中这种鹤立鸡群的地位，再结合希腊的科学，导致了榨取自然、打击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而随着西方文化对其他文化无孔不入的渗透，就造成了今天这种生态危机的局面。但是，现在的神学家却从基督教的资源中阐发出生态主义。我的问题是，如果这种阐发可以的话，那么我们从孔子、孟子那里阐发出民主，为什么不可以？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是不是也是一种对儒学的创造性阐发？如果原本没有也能改造出来的话，我们会面对什么样的情况？这是我的思考，也是我的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