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9）06－0001－09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皆处于流变之中，这只不过是人尽皆知的常识而已。然而，直到遭受后现代思潮的正面冲击，人们才仿佛恍然大悟似的意识到：我们的学术研究，竟然常常是将对象作为一个静态物来探讨。于是就有了各种修正偏差的办法，比如对关键词的研究。任何一门学科，一定包括一批举足轻重的概念、范畴，对它们的原初涵义及其流变进行剔抉爬梳，有点相当于福柯所说的“知识考古学”。这样说并没有将西方学者的方法当作圭臬的意思，而只是指出，从学理来看，关键词研究确实不失为一种重要的学术方法：它可以非常实在、非常有效地帮助人们理清一门学科的内在演变轨迹。 在讨论建国60年来文学理论关键词的时候，最不应该漏掉的，一定包括再现说。从西方引入的再现说，在中国当代文论里，是举足轻重、事关全局的核心概念范畴：从哲学层面看，它是反映论在文学理论领域的直接应用，负有本体论的使命，表现论也在其范围之中；从文学层面看，它指称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与方法，与作为浪漫主义创作原则和方法的表现论对举。 在中国当代文论发展过程中，再现说经历了文学层面和哲学层面的大规模扩容。 一、再现说在当代文论中的扩容 在中国当代文论里，肩负基石般使命的再现说，与反映论几乎是同义语。其中包含着既是逻辑必然、也是文学存在的题中应有之意：真实观、典型论，尤其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理论。也就是说，从西方引入的再现说进入中国当代文论系统后，经历了较大规模的扩容。 众所周知，再现说的西学源头，在于古希腊的摹仿论。柏拉图是在本体论意义上谈到摹仿论的：现实世界是对理念的摹仿，艺术则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①。在艺术起源以及艺术与世界关系的层面上，亚理士多德肯定摹仿论，但是反对柏拉图的艺术低于现实的观点②。由此引发一场“诗歌和哲学的争吵”③，迄今尚未谢幕。进入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再现说，更多承接了亚理士多德的摹仿说，其基本内涵是指文学作品（诗）所展现的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与之相对的，还有表现说，其基本内涵是指文学作品（诗）所展现的世界，与作者内心情感的关系。当然，在西方文论史上，表现说的大行其道，直至取代再现说的位置，是西方近代才发生的事情。 摹仿说自问世之日起，论者见仁见智，其中最主要的分歧，还是柏拉图与亚理士多德的区别，并在后世不断以新的方式与特点重演。比如黑格尔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两人之间的尖锐对立，黑氏认为艺术高于自然，绝不是对自然的模仿而是对自然的“征服”，模仿说幼稚之极：“艺术……和自然竞争，那就象一只小虫爬着去追大象。”④ 车氏则认为艺术低于自然：“艺术作品任何时候都不及现实的美或伟大。”⑤ 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摹仿说演变为再现说，是在苏联专家的具体指导下实现的。 建国后我国文学理论体系构架的核心概念之一，就是直接由唯物主义反映论延伸而来的再现说。此前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维诺格拉多夫《新文学教程》⑥ 等译著的印行，已为文学反映论哲学基础的确立，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再现说与反映论的关系十分密切：谈到再现说的哲学基础时，就指反映论；谈到反映论在文学领域的体现及具体应用时，就指再现说。 文学既然是再现，那就一定存在再现是否符合对象以及符合程度的问题，也即文学对社会历史、现实生活等等的再现是否真实的问题。由此，再现说又先天地与作为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密不可分。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文学，是最讲究真实问题的。在古希腊时期，就产生了索福克勒斯与欧里庇得斯关于创作原则的分歧：“按照事物应有的样子来描写”与“根据人的实际形象塑造角色”⑦。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创作领域，有关真实性的争论，一直络绎不绝，而且常常与政治紧密挂钩。这种争论，迄今虽然也曾形成大致的共识，同时又出现了干脆否定真实性的观点⑧。 如何达到或实现真实，这一点不难做到，并在理论上得到基本一致的解释或认同。难就难在如何实现最大程度的真实，并对此达成基本一致的解释或认同。于是，同样源自西学的典型理论，顺理成章地与再现说具有了逻辑上和时间上的紧密联系，因为理论上的探索与作家的创作实践都已经证明，典型能够实现最大程度的真实。如果说这些内容基本上都还只是再现说进入中国当代文论之前就已经具有或与生俱来的，那么再现说的内涵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扩容，就非典型环境理论莫属了。这种扩容的逻辑线索非常简单明了：真实是文学再现的必然产物；典型能够达到最大程度的真实；尽管典型本身应当包含了典型环境的内涵，但是，在追求最大真实的实现上，将典型环境单挑出来予以特别强调，是非常必要的。 有关典型环境理论的原始文献，自然首推恩格斯给女作家哈克耐斯的那封回信。在信中，恩格斯对她的作品既给予高度评价，更指出其对当时历史进程的忽视： 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不能自助，甚至没有表现出（作出）任何企图自助的努力。想使这样的工人阶级摆脱其贫困而麻木的处境的一切企图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如果这是对1800年或1810年，即圣西门和罗伯特·欧文的时代的正确描写，那末，在1887年，在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五十年之久的人看来，这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了。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剧烈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