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把20世纪视为一个“天下至变”的时代，那么，这个求“变”的重要驱动就无法绕开危患意识，于是，危患和变革意识成了启动和推动中国20世纪社会进步，尤其是文化意识形态和人文科学发展的精神动力；如果说，正因为危患意识的生发和增长，才不断把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革推向深入和高潮，那么，从19世纪末“过渡时代”的提出到20世纪末对于“转型期”的关注，则记录了20世纪中国大变革的曲折历程。而作为时代变革的先声、众声和方向标，中国20世纪文学批评就不能不充满变数和变化；而对于这种变数和变化的意识脉络，也不能不形成大小不一、深深浅浅的节点和岔口——这就是人们所不能不经常关注的“转”，从转型、转变、转化、转折、转轨、转机到转型，一系列描述、表现和阐释这种历史进程的词汇和话语，不仅构成了人们认识和记录文化、历史和心理的常用符号，而且成为体认和判断自我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动态尺度，在任何一个人为和自在的节点上，都演绎着无数不同遭遇和命运的故事和传说。 一、文化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波段 从中国20世纪历史变迁角度来说，文学批评和批评家的这种转向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单从政权和政治体制的替换而言，短短一百年，就经历了三次更迭，清朝、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每一次交替，都意味着一次社会和文化的洗礼和转换，其不仅牵动社会生活和文化心理的各个方面，也直接影响知识文人的生存和心理状态，因此，有时候的转向和转换，实在不能仅仅从思想、理论和观念层面来理解，而是一种生命和生存状态的选择。 显然，这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尽管人们在每一次大的变化之后都会感到欢欣鼓舞，都期望一劳永逸实现改天换地的社会理想，但是不久就会清醒，从社会整体状态来说，变化和变革并没有会因为政权交替和时代变换而休止，反而总是引向更遥远的方向，揭示出更难以解决的问题，呈现出更加扑朔迷离的趋势和局面，引诱人们不能不继续进行一次又一次新的转变和长征。 既然转变、转换、转向和转型不可避免，那么文化和文化人也不可能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势必跟着时代演进而不断推陈出新，用新的语言、笔触和行为来参与、记载和推动这个历史进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比文学批评更为敏感的风向标了，因为它从人们舞文弄墨的笔迹中，从世道人心的变化中，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只言片语中，能够感受和捕捉到这种不断变化的时代信息。 其实，自从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特别是西方炮舰打破国门之后，中国人已经意识到“万变不离其宗”的时代已经过去，用既定传统观念来统治社会的方式不可持续，而“以不变应万变”的法宝亦不再有效，要生存和发展必须以变应变，不断维新变革，以渡过危机状态，在世界上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正是这种“变”的意识，促成了晚清第一次变革浪潮，即由政府发起和主导、后来又由政府禁绝和放弃的洋务运动。正因为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人意识到了中国正面临“三千余年未有之变局”，才断然开启了“西学为用”之新局，试图用西方之技艺来挽救中国的颓势。① 这未必不是一种自救自强的途径，但是，他们或许未曾意识到这将引发中国社会发生更大的、连锁性的裂变，甚至导致以往三千年不变的传统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分崩离析，促使中国文化步上不断转向和转换的不归路。 洋务运动就显示了中国文化变革的一次转向，是整个社会发生历史性变革和转型的前奏。不过，这种建立在“中学为体”思想基础上的转向，无疑带有极强的功利和实用性质，不可能触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相反，支撑这种转向的文化机制和状态并没有变，而且依然沉浸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维模式中，于是，正如徐中约所描绘的：“那些官员及士人大多生活在过去之中，沉溺于中国‘文化主义’的梦幻世界之中。他们从过去寻求出路而非面向未来获取启示。传统的旧制得到宣扬，而当代的事例却遭受唾弃，机器、轮船、枪炮、电报通讯与铁路交通均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奇技淫巧。他们满怀道德万能主义的傲慢，却少有民族主义的情怀；他们引述历史说教以为自己以华制夷的态度寻找合法性证据，但却对师法夷人之制恼羞成怒。”② 正是在这种语境中，20世纪初梁启超就明确提出“过渡时代”的概念，不仅更新了中国人心中的乌托邦理想，而且把现实追求与这种理想紧密连接了起来。1901年，梁启超的《过渡时代论》一文出炉，其开首便言： 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③。 “过渡时代”的指向，自然大大超越了洋务运动的文化维度，甚至也告别了戊戌变法时代的维新梦构，更加切实于中国的社会现实。正如梁启超所言，这既是一个进步的、希望的、大有作为的时代，同时又是危险的、恐怖的时代，因为此时的中国“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所谓过渡时代，“语其大者，则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过渡时代也。”④ 正是这种“过渡时代”的语境，为文学批评和批评家提供了从未有过的用武之地，也为文学变革和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机遇和可能性，因为既然是“过渡”，就意味着原有的历史循环论不再有效，意味着旧有的文化和思想框架可能被遗弃和摒弃，大大激发了文化人通过文学和文学批评建功立业的志向和担当；同时，这种多变、不确定、不稳定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怀疑、质疑、破坏、探索等一系列超越常规的精神与物质活动具有了现实合理性，文学和文学批评由此可以突破传统的禁忌，获得更广阔的展演空间。从这个角度来说，梁启超的文学批评就凸显了这种转向，即从对文学本身的价值判断，转向了对于其参与和推动社会和历史变革功效的强调和追寻，甚至把这种价值取向直接与政治体制的变革连在一起——这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等文章中就有所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