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发起的关于文艺的精神价值取向的讨论，是20世纪最后一次讨论，也是21世纪最先的一次讨论。为了使逝去的百年不致留下太多的遗憾，前辈学者把20世纪以来一直困扰着人们的难题再次推到新世纪的前台。他们冲破了他们这一代臻于完善且以一贯之的辩证统一模式，——陆贵山先生对于文艺的社会理性价值取向的倡导毫不掩饰，而童庆炳先生对于文艺的人文关怀价值取向的偏爱也是不言而喻。这背后的不可承受之重，只有细品才能体味。这不仅表现了他们的社会良知和人文情感，而且也昭示了转型时期前辈理论家敢于流露真性情的良好开端，更是中国特色的文艺学走向实际的表现。 但这场论争无论从内容（深度和广度），还是从方式（态度及规范）来看，似乎都离两位前辈的初衷相差太远，也与读者的期望不符。陶东风先生从现代性和中西语境比较角度进行的学理上的梳理，适时地把文艺的精神价值问题转换成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即作为历史进程的现代性与作为审美批判的现代性的问题。从“艺术与审美的基本自主性都没有获得的情况下，奢谈审美现代性或文艺的精神价值的多元发展是不现实的”角度，提出了促进社会进步、强化历史理性、促进人文关怀的必要。陶东风先生的文章不但赋予讨论以现代性的背景，赋予讨论以现代性的内涵，也赋予精神价值讨论以新世纪的气息，表现出新一代学者的朝气。 如果把讨论的问题放在中外文艺学的演进的小背景上聚焦，放到中国现代化的演进的大背景上放大，也许我们能看得更加清楚些。 1、讨论深受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所规约。 这次讨论既是中外文艺学自身本质规律探寻历程之必然，也深受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所规约。 国外文艺学从人本主义与形式主义出发把文学推向解构主义以后，人们在被解构了的文本碎片中发现了“马克思的幽灵”。自后现代始，文学研究开始回归社会和历史内容。“事实上，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的修辞式的内容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的’联系，确立它在心理学、历史和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的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解释阐释上（即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文学理论的未来》，121，12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近些年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批评、文化帝国主义、女权批评等，都包含着较大的社会历史比重。 国内文艺学研究也是如此。从前，文艺学被捆绑在政治的战车上，以注重“外部研究”为制导的“工具论”借助政治话语进行学术专制，排斥审美论。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逐渐“向内转”，形成审美本体论研究的主导局面。尽管大家基本认可“审美的意识形态”的提法，但事实上存在有意无意地冷淡和回避对文学的意识形态研究的迹象。但这并不表明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的制约客观上就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应该自觉地克服和防止从对“工具论”的批判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弱化文学的外部现实因素。不能从强化文艺学的“内部规律”滑向排斥文学的“外部规律”研究。应当体现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民主平等的精神，即对话和交流原则。陆贵山先生呼唤文艺的历史理性价值是对于这种走极端的倾向的反拨，是非常及时的。 2、中国语境下的现代性理论也需要反思。 现代性有两种含义，一是作为历史进程的现代性。它以工业革命和启蒙思想以及理性原则为支撑；二是作为审美的现代性，或者文化的现代性。 在西方，人们反思和批判现代性是有充足的现代性根据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就是这个等式：技术进步＝增长的社会财富（上升的国民经济总产值）＝扩大的奴役。”（马尔库塞《反革命与造反》）。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进步的加速似乎与不自由的加剧联系在一起。在整个工业文明世界，人对人的统治，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都日益加剧。”（《爱欲与文明·导言》）。 但中国的现代性远远没有展开。无论是作为历史进程的现代性，还是作为审美的现代性。 从作为历史进程的现代性来看，中国的现代化只处于起步阶段。即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阶段。我们与西方现代化的距离起码还有50年（争取下个世纪中叶达到小康水平），作为历史的现代化所带来的科技理性、社会理性等蕴涵的进步价值还远远没有释放出来。 从作为审美的现代性来看，“审美的现代性的生成要依赖于社会的现代化或启蒙现代性的充分展开，也就是说，要依赖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相对分离以及自我合法性与自身游戏规则的建立。”（陶东风）。而中国现代化的发生语境十分独特。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工业不发达；没有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自然孕育；公共文化空间狭小，国民整体素质低下；观念意识落后，传统包袱沉重。这种被M ·列维称为后发型现代化模式决定了中国现代化需要外力的推动和精英思想启蒙的两大特征，决定了精英启蒙的漫长与艰苦，决定了个体的尊严和人格保障必须建立在民族强大和社会历史进步的基础之上。 从民族思维传统来看，西方审美现代性不仅根基于西方现代化历史进程（如世俗化运动），也与他们严格的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传统分不开，表现为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体现为，一方面是极端的世俗化，另方面是极端的宗教化；宗教保证了人的精神存在，世俗保证了人的现世存在。宗教天国的超越以现实的感性存在为依托，现世的存在有着宗教天国的支撑和合理解释。作为审美的现代性能够在自主意义上与作为历史进程的现代性拉开距离，进而怀疑，批判，反思现代化进程的必然弊病。中国文化虽然也强调世俗与神圣的二元对立，但既缺乏宗教背景，又缺乏世俗化基础。各种对立关系最后都落实到同一、合一、合德方面，看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信奉“尽心知性而知天”、“存心养性以事天”的处理模式。因而，始终没形成对世界和人生本体、本源的形而上的理性探究传统，很难与现实拉开一个距离，对现实进行批判和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