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文艺报》开辟的“文艺的精神价值取向的讨论”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只有通过审美的方式，文学才能”完成所担当的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使命（张永清《通过审美的方式实现文艺的精神价值》《文艺报》11月30日）。这种观点及其所依据的认识前提值得商榷。 一 的确，文学应当而且必须具备审美的品格，文学的价值意义中理应包容审美价值，这已经成为当代文艺工作者的共识。但是，如果把审美既作为目的又当作手段，并且片面地认为包含审美关怀的人文关怀“只有”用这种手段“才能”实现，恐怕有过于绝对化之嫌。须知，文学的土壤是广阔的社会历史现象，文学的审美方式和功能的实现也必须立足于这一片土壤。如果离开这样的前提，单纯追求审美的超越性，不仅无助于保持文学为社会、为人生的精神操守和价值立场，反而将陷于制造审美神话的历史误区。在文艺精神价值取向的讨论中，陆贵山先生高屋建瓴地提出的文艺工作者应具有政治良知、文化操守和社会理性，其意旨也正在于从主体的角度申明“历史现实是当代文学的土壤”这一基本的前提原则。相较起来，倒是持“审美方式实现精神价值”论者的立场漠视了社会时代的变化给文学带来的深层影响，仍然停留在八十年代中期那种对审美方式及其功能预期过高的意识之中。 经过二十年来的筚路蓝缕，当代文学创作、理论和批评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尤其是在历史的、美学的原则同样受到高度重视和坚持的前提下，过去长期存在的忽视文学审美性质的现象也已有了较大改观。文学作品的美感和艺术性的增强，不但为读者的阅读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审美要素，也为当代文学评论提供了更大的施展空间。同时也应当看到，正如社会的发展进程一样，文学在保有自身本质特性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帮助生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实现对自己本质力量的全面占有（当然，这一过程注定是漫长而又曲折的，并将伴随认识和实践上的反复）。由此引申出来，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也在这样一条曲折路径上走过并继续前进着。对作家和评论家来说，推动文学的发展和进步是其共同的心声。但是，倘若由于创作中审美品格尚待提高而否定其所取得的成绩，不但对作家来说不甚公平，更难以促使创作实践向着更具审美情趣的方向前进。何况，在“文学是人学”这一基本理念已经得到普遍认同的条件下，当代文学不仅应当体现出审美的关怀，也应当将这种关怀置入现实的情境之中去发挥、去实现。如果评论家因为当前创作中“审美品格的缺乏”便遽然提出“只有……才……”之类的条件决定式的疗救方案，那么，对急于寻找方向感的当代文学来说，这既不利于其突围的可能性，反而容易将创作导入只重审美而无视现实的新的困顿中去。 二 同新时期之前相比较，当代文学评论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突破了单一的格局，真正向着更具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方向前进。这一成就的取得，不仅应当归功于思想解放运动的直接沐泽，也有当代文学创作日趋丰富和繁荣的引发作用深含其中。正如明智之士已经指出的那样，八十年代中前期评论家和作家携手联袂，帮助当代文学走出了“左”的思想怪圈（王蒙、王干《十年来的文学批评》《当代文学评论》89年 2期）。然而，这种结盟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便度过了其蜜月期。评论家不再以一种“仰视经典”的立场看待当代文学作品，转而采取了“平视”甚至“俯视”的姿态。应当说，这一立场的选取既反映了文学批评正在确立独立的品格并走向成熟的理论体系的趋势，也表明了评论家们对当代文学创作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问题在于，这种新的姿态不仅没有真正成就文学批评的价值实现，反而造成文学评论和创作的严重脱节（不是常能听到作家“从来不读关于自己作品的评论”和批评家“读不懂作品”的抱怨之声吗？）。脱节的直接后果体现为要么躲入学院气过浓的理论建构中，要么沉溺于阐释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社会理念的话语独白，要么对文学创作采取视而不见甚或泼水弃婴的否定态度。凡此种种足以说明，当代的一些评论家醉心于某种理念的演绎和传递时，忽略了文学创作实践达至这一理念标准的可能性和复杂性，也就难以避开自身以一厢情愿的观念苛求作家及其作品的错误。以刘醒龙、谈歌、关仁山、何申等人的作品为例，这些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正视现实问题并以艺术手段表现现实矛盾的勇气和决心，从而体现出富有激情的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类作品存在着艺术表现方式的缺憾和不足。但如果因为作家没有对人物的某些现实选择进行道义和法理上的批判，便认为其表现的是冰冷的理性或理性的缺失，这种认识不仅不符合作品的实际情况，也难以对作品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 评论家希望文学创作能够涌现出既具艺术品格又能经受住时间检验的经典之作，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也应当予以肯定。但是，如果评论家既不耐心研读当代创作的文本（如将《分享艰难》中的孔太平误作国企厂长），也不将作品本文置于当代话语情境下去体悟，而是从作品的局部缺陷出发作出否定性的结论，显然不能避免前文所述的舛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