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然，这个标题有些嬉笑之嫌。这样设计无非是为了引起人们的好奇和注意……它源于儿时玩的一个游戏，只是我忘了游戏的规则和玩法。一位虚构的君王冷漠无情，突然有所醒悟，便几乎复述了玛丽－托瓦内特的建议：如果臣民们饿了，扔给他们面包就是了。我把君主的这类漫画像看做反模式，用符号代替了面包。现在，我们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集体都被普遍化的饥饿即经济不适所困扰着，并在世界上的太多地方——不仅仅在第三世界——被现实的饥荒所困扰着，以至不能不日复一日地意识到我们有责任栽培并向他人传送纯属符号性的实物。某些统计数字目前已构成我们日常生活一部分，它们足以令人质疑曾指责我们的大学所代表，或一度代表的象牙塔。在我的祖国加拿大，五分之一的儿童生活贫困。世界上最穷的48个国家的经济总值相当于十大首富的总财产。1997年的难民多达2000万。12亿人口今年缺乏淡水，等等。不幸的是，这类数字再熟悉不过了。文化、教育及其所有的分支学科是给物质食粮的一种不同等级的养料，因为智力劳动是真正的劳动，使专业的智力劳动者，更使其成果的直接和持久的受益人——即在理想意义上，全社会，在所有国家——得以谋生，至于要断定这在何种程度上而言，无异于对离经叛教者做说教。在这方面——这是暗含意义上的，但是没有什么东西通过习惯性地依赖暗含的东西而足够明确——经济资源的开发与知识进步和传播相关联的程度已得到普遍的认识（特别得益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规模既是地区性的，也是国家性的，存在于城市、农村社区和家庭之中。 如果要重新确立更加人文化的科学的合法地位，并论证其与所谓精确科学之间的紧密和恒常的关系，那就另当别论了。人文科学总是在最初对精确科学提出其根本性的问题。然而人文科学的对象总是被大众视做是仅仅符号性的。在这方面，20世纪人文科学界的教师和研究者有责任继续论证符号性的东西作为养料的程度，在21世纪，他们更是义不容辞。 当然，我们世纪末的巨大的认同危机已经足以证明，使千千万万人依恋于寻根的文化真像物质财富一样宝贵吗？的确，这种本能的忠诚已达到相当的程度，以至于往往在意识形态上被利用酿成文化间的冲突，而非彼此间的探索。这里，我们涉及的是伟大的价值论、道德论和认识论问题。这些问题使我们的人文学科在现代化的持续过程中保持活力，并且与经济现实保持着直接关联。如果我把对知识与对日常食物的不懈追求紧密联系起来的话，我认为没有人会反对。此外，我们不要忘记，符号之所以是符号，正是由于它们把具体和抽象联结起来，并使后者为所有人所理解。符号对于人本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在我们共同组成的这个地球村，显然是这样。事实上，我们遇到的第一个符号就是巴别通天塔的符号。语言多样性以一种方式把人类划分开来，使得每一个民族，每一个语言共同体都植根于它的语言，原因正是语言是最好的文化纽带，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语言对于那些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文化之外，或者仅仅分享其边缘的人们来说是一个障碍。 在另一个意义上，语言多样性联结着较少使用的语言和那些正在或濒临消失的语言，因为它们与大语言相互依存，并且／或者受之支配。我们的学科对于语言遗产的保护、发展和传播做了怎样的贡献呢？笼而统之，有人可能会说20世纪的语言研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而在其他方面却发生了巨大的负面变化。 在西方，在教育的所有层面，我们看见许多国家的古代语言研究日渐萎缩，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为所谓的“古典文明”研究所代替。关于教学大纲的保守意见对这种回归我们语言和文学之根的弱化深以为憾。有人可能会回应说，精确科学以及计算机科学也是智力学科的来源——当然不同于拉丁学和希腊学，性质却相差无几。现代语言应该从古典语言研究的衰退中大大获益，然而果真如此吗？当然，语言的教学方法在20世纪已经经历了相当大的演变。这些方法尤其擅长利用应用语言学取得的进展，应用语言学使语言学理论适应某一特定语言的需求，比传统方法更为关注学生对习得语言的接受和接受条件。 为此，应用语言学能够妥善建立两个语言的口头形式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不同于传统语文学；它和语用学一道鼓励我们把发音的实际条件考虑在内。很明显，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即最起码要从一种“非学术”语言开始。而另一方面，心理和有时是生理的障碍在音位学的层面上退化或消失。保加利亚学者洛萨诺夫的方法一度赢得了很大的声誉，他的方法通过营造一种特别宜人的气氛使得语言习得难以抗拒。 应用于语言教学的应用语言学的兴起一直被各种视听设备的集中使用所伴随着；尤其是语言实验室强化了学习者的个人参与，并且教材可以编排得十分精确。语言教学已经成为日常实际生活的一部分的另外一项证据是：专业语言教学的引进，如科技德语或法律法语。还有多重的（私人的和官方的）交流网络，使年轻人得以在国外度假，甚至居住一年，以达到在母语环境下学习语言的目的。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已经推翻了通天塔，彼此间越来越多地交流了？不是。关于这一领域的不利方面仅举一例——然而是极其重要的一例，比如说，普遍的全球化带来了语言的全球化，随后是权力游戏，大学学科在这种游戏中失控，特别是英语语言在科学领域的统治地位，要求科学家如果想使其作品迅速成名的话，就得用英语发表。英语作为一门无处不在的、中性的世界语和英语作为文化渗透（若非经济渗透）的手段之间的分界线极为模糊。例如，我们可以提及魁北克的一些研究人员和机构所做的回应，他们致力于在所有的科学领域发展法语期刊，而不屈从于作为科学交流语言而普遍使用的英语。另一方面，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世界也建立了自己的集团，提高了交流的可能，但同时也加大了语言沙文主义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