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47(2003)02-0094-06 一、在异民族统治下艰难起步 台湾新文学理论批评，如果从20世纪的20年代算起，已有80年的历史。对这段历史加以划分，从20年代至1945年是一大阶段，1945年后是一个新起点。 前一阶段为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后一阶段为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其中20年代为“前现代”，这一阶段因受祖国“五四”文学的影响，台湾文学界对大陆所发生的文学革命有相当的认同感。以张我军为代表的大陆留学生，发表《新文学运动的意义》、《糟糕的台湾文学界》等文章，努力引进内地的文学革命理论，提出“白话文学的建设，台湾语言的改造”的响亮口号，并在《台湾民报》转刊胡适、鲁迅、冰心、郭沫若等人具有浓厚时代精神的作品，以弥补由于甲午战败、清廷割台，当1917年新文学发韧时，台湾已被日本人统治达20余年之久所带来的对大陆新文学认识不足的缺陷。 作为一个孤悬海外的小岛，台湾长期受异民族的统治，故其文化特征与中国文化在共同性之外，容易产生另一种差异性。于是便有本土化意识的萌发，如黄石辉和郭秋生所发动的回归母语文学的“台湾话文”与“乡土文学”运动。这时所发生的台湾话文派与白话文派的磨擦，不过是左翼文学阵营内不同语文策略的争论，并非像有的论者说的是所谓“汉族沙文主义”与台湾“自主派”之争。 1945年日本投降后，台湾新文学界从“皇民文学”的阴影笼罩下解放出来。在短短的时间里，呈现了重建台湾新文化的气象。这时，不管是在日据时代已成名的作家，或是从祖国大陆回台用汉文书写的作家，或随国民政府入岛接收政权的少数大陆作家，都对台湾文学的建设抱有极大的期待。尤其是本土作家杨逵的论述，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清醒的认识。他强调台湾文学的中国属性，坚决反对“台湾独立”、“台湾托管”以及为美国和日本外来势力服务的“奴才文学”。这里还不应忽视大陆作家范泉在上海发表的《论台湾文学》。[1]此文表现了大陆文学评论家对台湾人民和台湾文学的深切关怀。范泉认为：“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分的一环”，并主张台湾新文学发展的主体是本土作家，只有依靠他们才足以建设有“台湾作风与个性”的台湾新文学。也只有重视本土作家的作用，才能真正把台湾新文学的特殊性与中国新文学的一般性的矛盾统一起来。范泉这一论述，为1948年《新生报》“桥”副刊上展开的如何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讨论，敲定了主旋律。 二、文学独断与独霸的50年代 1949年4月6日，《新生报》“桥”副刊编辑史习枚（歌雷）在白色恐怖中深陷囹圄，积极参加论争的台大学生孙达人及其他进步学生20余人也被捕。此“四六”事件发生后，“桥”副刊时代的文学活动划上了句号。接着，台湾省主席陈诚5月20日发布“全省戒严令”。这时的文学理论批评被紧紧地捆绑在政治战车上。评论家们的文章，差不多都是以僵化的形式宣传“战斗文艺”，大论特论“文艺作战与反攻”的政治功能，以及三民主义如何需要文学，文学如何需要三民主义，外加三民主义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一类的政治说教，失却了评论家的独立见解与富有个性的语言。张道藩发表的《论当前自由中国文艺发展的方向》、[2]《三民主义文艺论》，[3]便典型地体现了“工具论”的文学观及政治干预文艺的特点。 这种一元和独断，在政治上是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独霸；在文学观念上是蒋介石《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的诠释和发挥；在创作观念上，则是“战斗文艺”的一统天下。这支“笔部队”所写的文艺评论，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使文学蜕化为政治的工具，成为高度统一的“反共抗俄”的政治独白和“除三害”运动的演绎，由此形成一个为三民主义中心意识形态所覆盖的封闭性系统。但也有冲破这一模式的，如胡适在1958年5月4日的一次演讲中，正式扯起“人的文学”与“自由的文学”两面大旗，[4]和当局的独裁政治与“战斗文艺”的一元论相抗衡。此外，纪弦于1956年1月15日组织现代派，提出“推行新诗的现代化”口号，也说明作者的文学观和价值观与主流话语在疏远。夏济安的《评彭歌的〈落月〉兼论现代小说》，[5]与文化专制形态下的文学范式也大异其趣。 三、向西天取经的60年代 台湾50年代的文论基本上还是大陆三、四十年代右翼文论的延伸，受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及叶青的三民主义论述影响较大。真正为区域性文论特点的形成怍出贡献的，是那些面对着无根与放逐的新情况，一批从夏济安与吴鲁芹等人创办的《文学杂志》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作家和评论家。 这一阶段，最活跃的评论家不再出自政界和军界，而是来自学院的大墙之内。1960年，《现代文学》一创刊，就利用台湾大学外文系海洋文化的资源优势，推出《卡夫卡特辑》，除介绍乔埃斯、劳伦斯、吴尔芙、福克纳、贝特等欧美现代作家外，还将存在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以及反小说等各种新思潮、新学说注入被意识形态所笼罩的台湾文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