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04)01-0033-09 “现代性”不知不觉就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关键词，更为微妙的在于，所有本来可以用“后现代”的地方，都神不知鬼不觉地换上了“现代性”。这一切确实有点蹊跷，后现代原本与“现代性”你死我活，而且一度让“现代性”变得疑难重重，现在怎么就沦落为被“现代性”扫地出门呢？后现代何以就甘拜下风，被洗心革面呢？ 实际上，现今人们谈论的“现代性”比当年的“后现代”更混乱，更不确定。甚至到底是要肯定它还是要怀疑它都不清晰，现代性就变成一面理论的旗帜——一面没有确切含义和方向的旗帜，这也令人奇怪。后现代在中国一开始就备受质疑和责难，人们几乎来不及思考就凭本能迎头痛击。但谁想到，要不了多久，它就变成常识，就可以从人们的直接经验和现在广泛接受的知识中得到印证。这多少使人们有些尴尬。“现代性”如期而至，人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心领神会，接受了这个同样是外来的词汇，但这回没有人责问“舶来品”之类的问题。甚至都不必了解一下这个概念的来龙去脉，它的基本含义。这回好像真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真是回到中国的历史中去。如此贴切，如此顺理成章，也让人们难怪杰姆逊在2002年8月，在上海的一场讲演，令中国一代学人摸不着头脑而奋起反击。这位当年中国的后现代祖师爷，怎么又变成“现代性”的鼓吹者呢？战斗正未有穷期，不想一开始就陷入深度误会。在这里，现代性与后现代，中国与西方，后殖民叙述与民族本位，差异的文化政治学与文学的审美问题等等，正像一团乱麻一样裹在一起，尽管它们之间从来就没有被认真清理过，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裹得这么紧这么乱，这正说明清理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在今天，理论的天平向现代性彻底倾斜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追问，“后现代”真的就失去了理论潜能吗？抛弃了后现代的能指，人们的话语就能和后现代脱开干系吗？杰姆逊不无揶揄而又尖锐地指出：“这次古老的现代性在当代语言里痼疾复发，真正患的其实是一场后现代病。”（注：参见杰姆逊2002年7月访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时所作的《后现代的幽灵》讲演稿。有关该讲演的中文译文未能见到，《文汇报》“学林版”刊登过部分内容，现在的中文译文采用张旭东根据杰姆逊的原讲稿翻译的文本。该文本可见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文化研究网站，www.culstudies.com.据张旭东所言，杰姆逊的讲稿由作者在当时尚未问世的新作《现代性的神话》的“导言”和“结论”两部分组成。该书由英国伦敦新左派出版社于2002年底出版。）杰姆逊真是一语中的，仔细辨析不难发现，当今的现代性言说，骨子里却是后现代的货色，不管是后殖民、身份认同、全球化，还是差异政治、多元文化、消费社会，其实质都是后现代的视点、立场和态度在起作用。这显然又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何以后现代要被改换成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是如何被混淆在一起的？这种混淆会带来什么样的理论后果？很显然，这种状况应该加以清理，应该借此提出更明晰且更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方案。 一、后现代的薄命 后现代在中国的引介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后现代的概念并不清晰，也不常见，而且经常与“后期现代派”这类含混的概念混用。80年代后期，关于先锋派文学的“后现代性”刚刚构成中国文学自身的问题，但这一论说立即遭到强烈怀疑。怀疑的依据主要是中国社会尚未进入“现代”，何以有后现代之说？立论主要在于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学角度来推断后现代在中国的可能性。此种质疑显然站不住脚，后现代在中国并不只是经济的直接产物，更重要的在于它是经济、文化、政治多边作用的产物，在人们的心理经验、感觉方式、观念和立场，诸方面产生后现代的特征。随着90年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电子电信和互联网等高科技产业大力推进，人们已经无法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质疑后现代在中国的可能。而且，随着大量的图书翻译出版，后现代知识生产十分强劲，后现代迅速就变成直接经验和理论思想的常识。后现代的本土叙事奇怪地停滞不前，这可能与后现代在中国的叙事一开始就被推到存在的合法性的困难境地有关。后现代叙事要花费主要精力去证明中国的后现代具有真实性。一旦后现代知识成为普及性的常识，这项论证也就完结。本来这是进一步深化中国后现代性的本土化叙事的极好契机，但后现代的论说者却都停顿了下来。实际上，这项停顿只是表面的，因为后现代被改头换面，被新左、新自、被后殖民理论、被文化研究，被现代性论说所替代。这种替代在拓宽后现代论域的同时，也消解了中国当下的后现代。 后现代在当代中国一直就被妖魔化，人们根据对后现代的一知半解，不知何故，后现代居然被塑造为“什么都可以”的语言游戏——这是对当代中国后现代最经典的定位。这一定位一半来自“新自”（新自由主义），另一半来自“新左”（新左派）。可见两方面阵营都不满意后现代。汪晖虽然不是后现代最激烈的批判者，但像汪晖这样眼界广阔的研究者，对中国后现代的评析也很难做到公正客观。也就足见流行的误解和偏见有多深。在他那篇影响卓著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后现代问题》一文中，汪晖虽然声称他无法对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进行全面分析，但他还是作了相当深入的诊断。在不少层面上，汪晖的概括是有道理的，是切中问题的实质的。他把中国的后现代看成是受西方的后现代影响的产物，同时看成是中国现代化思潮的补充。他认为后现代论说没有对中国的现代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关系进行细致分析，它们解构的历史对象与启蒙思潮如出一辙，但后现代嘲弄了启蒙主义的主体性概念，把它看成是置身于消费社会中的不合时宜的思潮[1](P107-110)。在这里，值得提出来的是，汪晖忽略了后现代主义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美学规范的解构，而这一解构是与前80年代中期此后在90年代上半期影响甚大的“人文精神”的启蒙思潮本质上不同的。在处理主体性的问题上，后现代主义确实是赞扬了边缘化非主体性意识，而这一点恰恰是对与主流意识形态或明或暗同质化的那种主体性意识截然分离的。后现代的群体并不一致，有主观意识很强的解中心化的后现代批评；也有客观上起到解中心化的作用的后现代论说。不管如何，后现代在80年代末期及90年代初期在文学界和思想界出现，并且有效地形成了一股话语的力量，它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话语产生强有力的冲击，为创建一个相对多元化的话语格局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些历史的能动性一面，汪晖避而不谈，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