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游戏的自由与限度  

——“艺术自律”:从康德到唯美主义(一)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熙恩(1973-),男,黑龙江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后研究人员,文学博士,从事西方文论与美学研究。哈尔滨 150080

原文出处:
学习与探索

内容提要:

康德、席勒、黑格尔分别从各自的思辨美学角度阐述了艺术自律的可能及其限度,在肯定艺术自律的同时也对之进行了启蒙性的人文条件前置。然而,思辨美学确立的艺术自律概念遭到了唯美主义的解构,其以美和艺术自治的名义掀起了一股“去人性化”的形式主义艺术思潮。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4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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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4)06-0127-08

      在维多利亚时期的批评家看来,唯美主义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它以“为艺术而艺术”的名义断然隔绝了艺术与现实、道德和人性的天然联系;奥斯卡·王尔德甚至声称生活模仿艺术,艺术除了为生活提供“美的范例”外没有任何义务。这表明,唯美主义正在以不光彩的角色参与去人性化艺术的形成。但为之辩护的奥尔特加-加塞特则认为,艺术的去人性化与唯美主义的关系不大,它是艺术自律观念与破坏性的反传统观念相互诱导的结果[1]46;唯美主义鼓励艺术自律,还不足以创立艺术的反人文原则,真正地去人性化艺术出现在“注定要反叛”的先锋派之后。加塞特提及先锋派,显然是在转移人们的视线。诸多证据表明,唯美主义不仅强调艺术自律,而且具有鲜明的反传统观念——取缔文艺复兴以来文学关注现实与人性的传统,任意僭越人文边界,就连唯美主义阵营内部的沃尔特·佩特都忧心忡忡。更为关键的是,唯美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观念与康德美学确立的艺术自律概念一脉相承[2]32,甚至能获得席勒与黑格尔美学的支撑。这是否意味着康德乃至于整个德国古典美学都不能摆脱与“去人性艺术”的干系?艺术自律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它本身是否包含着天然的反传统因子?“去人性化艺术”是否是艺术自律观念的必然结果?这些问题将引领我们重新回到德国古典美学的语境中,通过细读的方式重新认识艺术自律在不同美学话语系统中的内涵,从而确认它与唯美主义的真实关系。此外,我们还需要在辨识美的本质与艺术自由的关系的基础上,重新讨论艺术自律可能的问题。

      一、艺术自律概念的反思性确立

      诚如阿多诺所言:艺术的自治权是“通过艰苦斗争从社会中夺取并社会性地确立的”[3]238。这个论断透露的显著信息是,艺术自律观念的确立乃是一次尖锐的历史文化事件。它不仅意味着艺术道路上的诸多绳索已被斩断,而且表征着艺术内部权力次序的更迭——原本被贬斥的绘画、文学与雕塑等艺术,获得了自足发展的合法性。与此同时,艺术家的地位获得提升,局部社会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这种鲜明的历史场景中,夏尔·巴托提出“美的艺术”概念便成了一件水到渠成的事。由此,1750年成了后世美学家津津乐道的年份——不仅因为鲍姆嘉通开创了美学学科,而且因为巴托牧师“让艺术获得了特权”[4],并“为艺术世界内部结构的分析创造了条件”[5]54-55。这种状况也证明了另一事实:在历史提供适当时机之前,艺术自主性的获得过程充满了艰辛。

      决定艺术自律概念确立的另一个因素,是启蒙运动的历史语境。启蒙是关乎人之主体性的文化重构事件,有关艺术自主性的探讨都与之密切相关,诸如卡尔·菲利普·莫里茨、夏夫兹博里、库柏、阿什利等人的艺术自律阐述,其实都是启蒙的小片段叙事。康德对艺术自由与自律的关注缘于同样的原因,但与同时代人点到为止的风格不同,他对艺术自律概念的论证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将之视为自身美学体系的重要构成和启蒙话语系统不可或缺的支柱。这也是学界将艺术自律概念的确立归功于康德的主要原因。不过吊诡的是,康德从未强调过纯粹的艺术自律;相反,由于启蒙语境和启蒙目的的制约,他在确立这一概念的过程中充满反思和犹疑,从而导致艺术自律成为一种有着苛刻条件限制的存在。

      康德界定艺术的首要标准是“自由”。如果某种产品不是在自由状态下生产的,即便贴上了艺术的标签也是徒有虚名。真正的艺术只能“以愉快的情感作为直接的目的”,“只能作为游戏,即一种本身就使人快适的事情”,通过自由生产来“表现事物的美”,从而“得出合乎目的的结果”[6]182-189。自由而愉快的情感目的和游戏,自由呈现美的功能,诸如此类的自由表征,让艺术与非艺术变得泾渭分明,艺术自律的概念也呼之欲出。但康德对艺术自律的思考并非只停留在自由层面,他还着重考察了艺术的“自由度”问题。快适艺术便因自由度较低而失去了自律性。它提供的愉悦只是伴随“单纯感觉的表象”,“以享受为目的”而不承担自我表现的后果[6]184;这种表面自由的愉悦有着令人不安的事实:它仅是“在感觉中使感官感到喜欢的东西”,受控于“利害”与“刺激”[6]91。很难说,这种艺术是以表现美为己任的。因此,尽管快适艺术直接以情感的愉悦为目的,有着自由游戏的核心本质,但它在服务于“享乐”“利害”和“刺激”等方面否定了自身,包括自律性,甚至艺术性。

      康德以自由为标准界定艺术,并排斥快适的艺术,并非是出于美学逻辑上的谨慎,而是意在指出:何种性质而非何种类型的艺术才有资格拥有自治权。一首出于消遣目的的诗或音乐,一尊哗众取宠的雕像,一幅刺激感官的春宫画,一支宣泄情绪的舞蹈,尽管都属于巴托提出的美的艺术类型,但它们都因服务于“享受目的”或“感觉刺激”而失去了自律的可能。快适艺术的“劣根性”也使之容易受到资本操控。根据哈贝马斯的考察,18世纪的艺术已经“体制化了,成为一个与教会和宫廷生活截然有别的专门行动领域”[7]。但这个领域并非是艺术和艺术家完全自主建构的,而是在资本和货币系统的邀约下形成的。快适艺术以资本市场的趣味为导向,以商品身份在娱乐市场寻求消费对象,因而表面上自由生产和流通,实则处于被操控的状态。因此说,快适艺术无论是在自身掌控方面还是在给人的愉悦贡献方面,都是他律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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