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都市文学”

——开放的现代文学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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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特区文学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6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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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初,深圳《特区文学》杂志打出了“新都市文学”的旗帜。两年来,“新都市文学”在理论实践和作品实践上都开始引起文学界的关注,尽管它在各方面还有待于深入和完善;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出现一批将现代都市意识、意象引入文学创作,因而具有“新缘相似”性的作品,“新都市文学”便是对此的宏观指称。

      一、“新都市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标新年代

      80年代和90年代是中国文学的标新年代。

      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旧的体制、观念、模式开始如春江的浮冰一般崩溃和瓦解。在这个过程中,文学作为一把政治——社会批判的利剑,发出了耀眼的光芒。新时期文学之初,文化上的开放使得西方各种文化思潮、文学流派蜂涌而至,旧的文学观念、文学范式、文学风格和方法都开始被解构。80年代,新时期文学走上了以模仿与借鉴为主的“探索”、“创新”的旅程,“反传统”、“反文化”、“反语法”、“零度感情”、“生活原生态”……新的理论、新的实践、新的流派、新的主义层出不穷。文学解构不仅表现在形式上,同时也表现在内容上,消解主题、消解情节、消解性格、消解理性,几乎把文学的一切要素都作为消解的对象。

      标新,成为一种文学时尚。在标新的旗帜下,文学从大一统走向了空前的多元化。

      10年间,“各领风骚三五天”的作家们和目不暇接的读者们匆匆领略了西方文化的百年历程。作为一种历史的群体补课和启蒙,作为一种政治——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80年代确实使我们眼界大开。

      中国新时期文学发展到90年代,似乎陷入了一种空前的惶惑。

      这种惶惑是来自这样一种历史维度: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文学昔日的雄风和灵光已经消失,始自“伤痕”文学的政治——社会批判所引起的那种“轰动效应”已不复存在;文学形式上的探索所带来的“新奇效应”也已是昨日黄花。新时期文学经历了政治——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高峰期之后,以政治——社会批判为中心和以文化批判为中心的文学本身也已经开始解构。文学似乎一时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尽管如此,文学的标新年代远未结束。一时间,“新”旗帜林立:新写实、新乡土、新体验、新市民、新状态……90年代“新”旗帜的出现,无论其内涵和外延有什么不同,是否完整和科学;无论是基于风格、流派的“硬命题”还是基于文学意识的“软命题”,都缘于中国人文精神重构这样一个历史的必然契机。

      也就在这个标新年代,深圳《特区文学》(1994年第1 期)打出了“新都市文学”的旗帜。这面旗帜可以说是以一种静悄悄的方式打出的,始作俑者并未组织大规模的宣传鼓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独特的内在张力却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瞩目。

      二、“新都市文学”与现代商业文化语境

      市场经济对中国文学、人文精神的冲击,引致了文学界激烈的论争,最流行的就是文学的“失落”、人文精神的“失落”说。

      虽然以政治——社会批判为中心和以文化批判为中心的文学本身解构的后果是把文学彻底地从政治工具的囹圄中解放出来,但以往文学的独占中心,表面上的“人文”,还是使得有人有几分怀恋——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失落”。对此,王蒙有过十分犀利的批判:“计划经济的悲剧恰恰在于它的伪人文精神,它的实质上唯意志论唯精神论的无效性。”“与其说市场经济使私欲膨胀,不如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私欲更加分开化,更加看得见摸得着了。我们的目标不是建立一个大公无私的‘君子国’,而是建立一个人人靠正直的劳动与奋斗获得发展的机会的更加公平也更加有章可循的社会。这个目标只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达到,达到了这样的目标也才更加容易寻找人文精神。”市场经济“比较符合经济生活自身的规律,也就是说比较符合人的实际行为动机与行为制约。因此是市场而不是计划更承认人的作用,人的主动性。……尽管这种承认也令理想主义的文人沮丧。”一句话,所谓的失落感是尚未找准文学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而感到失落的往往是作家和批评家自己。

      市场经济下的文学是在受到威胁:市场经济并不对文学另眼相看,而把文学与其它社会产品、其它商品等同对待。卡拉OK、MTV 连同迎合市场的通俗文学成了“文化(文学)消费”的滚滚洪流。甚至一些颇有成就的作家也汇入了这股洪流。当文学创造的“媚俗”这个词风靡于中国文学界的时候,中国文学本身却大踏步地走向媚俗。无论人们对这种局面的态度如何,文学都不可改变地成为现代商业文化语境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新都市文学”产生于现代商业文化语境。

      深圳是我国最早建立的经济特区,它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迄今为止,在文学上却不能说有多么宏伟的建树。但早在80年代,深圳年轻的女作家刘西鸿却以一个短篇小说,为中国人创造了一句时髦的话语——“你不可改变我”。而在这之前的几年,中国曾一度时髦的是“你别无选择”。从“你别无选择”,到“你不可改变我”之间的几年,中国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改变更新了人们的经济观念、文化观念和人自身存在的观念。观念的更新而导致了文学新质的产生,导致了文学语境的重构。这种更新与重构最先是从我国的一批新兴城市开始的。

      一种现代都市意识借助于地缘优势,借助于得改革风气之先的新鲜而宽松的经济环境中悄然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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