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当代中国的文艺学，一直是以北京为中心的，最重要的几部教材、准教材都在这里诞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北师大、北大、人大、首都师大这样的研究机构，童庆炳、钱中文、董学文、王一川、王岳川、陶东风这样的学术名流，北京的文艺学研究力量之强，全国再没有什么地方能望其项背。我求学的地方是在上海，上海文艺理论界总的来说还算不错，但与北京差距明显。我们这些学生，还包括不少老师，尤其羡慕北京的理论氛围。理论氛围好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经常能有好的论争。在我看来，最有价值的论争，应当是理论与理论之间的论争，而不是理论与“反应”、“反响”或者“情绪”、“姿态”之间的论争。因此我格外重视吉林白城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盖生先生所写的一篇商榷文章：《质疑反“本质主义”并商榷“文学理论的批评化”》（2003年第1期的《浙江社会科学》）。 在这篇文章里，盖生先生要质疑、商榷的是文学理论界的“反‘本质主义’”和“理论批评化”。他为自己设定了两个主要论争对手，首都师大的陶东风先生和北京师大的王一川先生。文章认为，文学理论界反“本质主义”矫枉过正，提倡以文化研究替代文学理论，也不过是对西学理论的曲意奉合，并为当下的私语化、感官化写作寻求话语庇护。至于文学理论的批评化，其实是一种反本质主义的委婉言说，其结果只能是理论纯度的降解和批评的文本化与独白化。盖生先生的措词很激烈，文势也很凌厉，几乎让人感觉他是如哽在喉，不吐不快。所涉及到的文章中，以下几篇最为重要：陶东风先生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发表于《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陶东风先生的《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发表在《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上；王一川先生的《批评的理论化——当前学理批评的一种新趋势》，发表于《文艺争鸣》2001年第2期；王一川先生的《文艺理论的批评化》，发表于《文艺争鸣》1993年第4期。另外，盖生先生还有一篇差不多内容的文章《文学理论与批评关系的调试及新文学体制的建立》，发表在《社会科学阵线》2003年第1期上。我把这些文章细细读了几遍，又补充阅读了一些相关材料，不免对北京文艺理论界的学术氛围越发向往起来。 前面我说到了北京文艺理论界精英荟萃，令人艳羡，而一般的规律，一个地方同一个学科的人才多了，免不了会发生一些分化组合，形成不同的学术路径甚至流派。我粗略看来，现在北京文艺理论界是三分天下。一方以童庆炳、钱中文、董学文诸先生为代表，坚持文艺理论走体系化的道路；另一方以王岳川、陶东风诸先生为代表，鼓吹文艺理论向文化批评转化；第三方以王一川先生为代表，他的主张是“文学理论批评化”以及“文学批评理论化”。（注：这里有两个术语可能会互相干扰，一个是“文艺理论”，一个是“文学理论”。后者可以看作是前者的狭义形式。现在有些大学的文艺学专业会下辖“文艺美学”和“文学理论”两个方向。）这三方本来都是一个阵营中的，研究的都是“文学理论”或“文艺美学”，但现在，王岳川、陶东风先生向文化批评转得很厉害，似乎已跳出了传统意义上的文艺学界；王一川先生的情况比较特殊，从某种角度看他现在也热衷于文化批评，但他和童庆炳先生的关系相当密切，一直被视为北师大这个文艺学“梦之队”中的一员，因此盖生先生将他同陶东风先生区别开。总的来说，三足鼎立之势已成，论争也就在所难免。这次商榷算是窥豹一斑。本来，以我这种不求甚解的眼光看去，三方并无直接冲突，只不过各言其志、各行其是而已。而且我觉得，对于陶东风先生和王一川先生的转向，童庆炳、董学文等先生本来完全是可以包容的，年轻人寻求学术上的突破与创新，于前辈学者是一件很快慰的事。但问题在于，陶、王二位先生在转向之前，都对文艺学、文学理论已有的学科体系进行了相当尖锐的批判。这种批判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批判，因为陶、王二位先生都曾经是在体系之中的。批判的目的是要为自身研究兴趣的转变找一个理由。王一川先生明确说，我所提出的不过是从我个人的批评活动出发所做的自我理解而已。（注：王一川：《批评的理论化——当前学理批评的一种新趋势》，《文艺争鸣》2001年第2期。）当然，在论争中这样的表白是不受重视的。事实就是，陶、王二位先生为转向所作的自我批判有可能刺伤了那些不准备转向的人们，因此理所当然地应该被还击。 2 首先我们来看盖生先生对陶东风先生的批驳，这一批驳的关键词是“反‘本质主义’”。盖生先生用这个词来概括陶东风先生理论主张的精神实质。陶东风先生反“本质主义”的言论在他很多文章中都可以找到。他曾这样说：“本质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在本质论上，它不是假定事物具有一定的、可以变化的‘本质’，而是假定事物具有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普遍／绝对本质。表现在文艺学上，就是认为中外古今的文学都具有万古不变的本质。”“在认识论上，本质主义坚信人只要掌握了科学的、理性的分析方法，就可以获得绝对正确的对于本质的认识，否定知识（包括文艺学知识）的历史性与地方性。”在文艺学领域，“本质主义”造成了什么后果呢？它导致文艺学知识创新能力的衰竭，不能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反思知识的历史性与地方性，从而对变化着的文学艺术活动作出及时而有力的回应。陶东风先生认为，文艺学研究如欲有效地回应90年代的艺术／审美新状态，除了扩大研究对象以外，更重要的是调整研究方法与学术范型，当务之急是重建文艺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有机的、积极的联系，因为导致文艺／审美活动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而不是艺术本身。因此，文艺学要向文化批评转化。（注：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就由这几句话我得出了什么结论呢？我认为，陶东风先生对本质主义的批判是建立在错误理解本质主义内涵的基础上的，而正是这种错误理解引发了盖生先生的还击。陶东风先生的错误在于，他对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作了“本质主义”的理解，这个概念就是“本质主义”本身。陶先生不会不知道，本质主义从古希腊开始，已经历了“独断论本质主义”、“认识论本质主义”、“辩证唯物论本质主义”、“现象学本质主义”、“逻辑实证本质主义”等等各种形态，本质主义内涵的变化史，完全同步于“形而上学”的发展史。每一个新的本质主义的出现，都是以克服旧的本质主义为前提的。本质主义有一个永恒的对手怀疑主义，怀疑主义的内涵也是历史的。任何形式的怀疑主义都不能一劳永逸地取消本质主义，而只能对“本质主义”的某个特定形态形成致命威胁。但是这种威胁总能被化解，而新的本质主义就在与特定形态的怀疑主义的斗争中成熟起来。作为本质主义的怀疑者，陶先生的主要武器是历史主义。但历史主义同样不足以阻断本质主义的伸展空间，这一点马克思和胡塞尔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马克思正是为了说明在历史中寻求绝对真理的可能性，才把辩证唯物主义引入历史研究；胡塞尔则明确地断言：“从事实出发来论证或反驳观念，这是背谬”，“正如历史无法对绝对有效性的可能性提出任何重要的反驳一样，它也不可能对一门绝对的，即科学的形而上学以及其他哲学的可能性提出这种反驳（注：〔德〕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0～51页。）”。我相信历史主义者陶东风先生是反不掉本质主义这一整个思维路向的，他能反掉的只是“独断论本质主义”这一特定产品——“假定事物具有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普遍／绝对本质”正是“独断论本质主义”的要义。陶东风先生本来还有可能反掉“认识论本质主义”——“在认识论上，本质主义坚信人只要掌握了科学的、理性的分析方法，就可以获得绝对正确的对于本质的认识”——但无奈，胡塞尔将认识论的担子扛了过去，陶先生要过胡塞尔这一关是太不轻松了。更何况，陶先生要面对这样一种指责：“简单化地反本质主义，恰恰也是一种本质主义。”（注：盖生：《质疑反“本质主义”并商榷“文学理论的批评化”》，《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我同意这一说法，而且愿意给这种本质主义一个名称：历史主义的本质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