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悲剧理论搬入的反思和我国“悲”、“愤”理论体系的继承

作 者:
毛庆 

作者简介:
毛庆,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教授。成都 610110

原文出处:
江汉论坛

内容提要:

西方悲剧概念和理论搬入我国已有上百年历史,这种搬入与我国固有的“悲”、“愤”艺术理论体系不合,且造成了我国文学、艺术、美学、哲学等学界概念的混乱,而混乱的原因又主要来自西方。因此,若要建立我国自己的与之相关的现代理论体系,就不能简单地将西方悲剧学说搬入完事,即便是由“搬入”进化为“引入”,经过了我们的咀嚼消化,它们也不适合作为基本的主干理论。要建立基本的主干理论,还得依靠我们自己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理论体系。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7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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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6)12—0113—04

      若从上世纪初王国维运用西方悲剧理论(具体而言是叔本华的悲剧理论)研究红楼梦算起①,我国文艺界、学术界搬入西方悲剧理论已有上百年历史②。其间,这一概念和理论被广泛移用于古代小说、戏剧甚至诗歌之分析,与我国现当代文学、美学、哲学界的引用互相呼应,似乎已经是一个成功引用的良好范例。笔者于上世纪80年代较系统地接触悲剧理论,并非因为学术专攻,而是出于楚辞研究的需要。因为关于屈原诗歌是否具有西方悲剧理论所阐述的特色,学术界一向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派认为没有,其根据是有些著名学者——如钱钟书、朱光潜等,判定中国古代原本就未有合于西方悲剧理论意义的作品;另一派则肯定有——如陈世骧、陈炳良等,认为屈骚明显展现出西方悲剧理论所阐述的某些特点,透射出悲剧精神的光芒。值得注意的是,钱钟书、朱光潜、陈世骧等都是对西方悲剧理论有着透辟了解的具有权威性的学者(陈世骧、陈炳良的文章还是以英文写成),这就使后来的研究者常有茫然无所适从之感。笔者致力于楚辞艺术的研究,自然绕不开这一问题。20多年来,经历了茫然、彷徨、犹疑、选择、判定等过程,思路渐渐清晰起来,发现问题主要不是出在表层——运用层面,而是出在根本的基础的层面上,故将陋见略陈于下,以就教于学者方家。

      一、“悲剧”概念与理论搬入我国所造成的混乱

      应该承认,上世纪悲剧概念的搬入,配合了当时的时代思潮,对于推进我国现代文学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它促使了中国现代悲剧意识的产生③。然而,今天我们基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目标,以一种世界性的眼光看问题,认真深入地考察一下悲剧概念引入我国学术界后的实际情况,其所造成的理论混乱的负面效应却很值得深思。

      目前在我国,悲剧可以指具有悲惨情节的戏剧,可以指与“悲”、“愤”等有关的文学作品的风格,可以指与喜剧相对应的审美范畴,还可以指哲学上的人的一种命运和情结。而我国与“悲”有关的戏剧、小说、故事乃至叙事诗之问世,少说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期的习惯使人们一见悲剧这个词,就自然而然联想到有悲惨情节的文学作品。此种思维定势弄得理论界颇伤脑筋,于是试图增加某些词以示区别,例如以加一“性”字的“悲剧性”作为审美范畴,加上“风格”二字的“悲剧风格”作为文学风格之一种,加上“意识”二字的“悲剧意识”作为哲学中的一种意识,与此同时尚需附一大段说明以解释与悲剧的区别,而这种解释又常常很难令人满意。就连最直接相关的文学、戏剧界的“悲剧观”也陷于难以统一、难以说明的泥淖之中。

      本来,王国维引入的“悲剧观”,主要基于美学、哲学层面,它使人们在审美活动中去领悟人生痛苦的本质,表现为对生活的一种哲学体验和认识。这种悲剧观又基本是叔本华的,而叔本华是位悲观主义者。他所以将悲剧视为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最高峰”,是认为它“以表现人生可怕的一面为目的,是在我们面前演出人类难以形容的痛苦、悲伤,演出邪恶的胜利,嘲笑着人们偶然性的统治,演出正直、无辜的人们不可挽救的失陷”④。王国维于《红楼梦评论》(《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中也表述了同样的思想:“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悲剧就要“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解脱之鼎”,将三位一体的人生展现于人们面前。显然,这种悲观主义的悲剧观与“五四”以后的文学艺术发展趋向,与当时社会、人们对文学艺术的要求直接发生冲突。当时人们迫切要求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改革以至推翻旧有的社会制度,反思长期积淀而形成的意识、传统,文学艺术必须适应这个需要,真实地将现实社会中悲惨的、残酷的、美的毁灭的现实揭示出来给人看,不是叫人消沉,而是激励人们起来斗争。实际这仍为中国传统“悲”的文学观念的继续(以下还将论述)。因而,王国维引入的西方悲剧观念,只是成为一个契机、一个口号而已,其理论内涵人们并未接受。

      其后,一方面是西方各种悲剧观念的大量引入——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叔本华、车尔尼雪夫斯基……另一方面却是绝大多数作家、读者、观众并不大理会西方的这些观念。西方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以来,悲剧一直是与崇高的美的本质相联系的。在西方悲剧观看来,苦难固然是悲剧的表现基础,但并非一切苦难都能称之为悲剧,只有通过苦难表现出社会事物(主要是人)的崇高的美,才堪称悲剧。而且作为悲剧中的主人翁,苦难主要也不是外部强加给他的,而是他自己决定遭受的,是属于主动性的。亚里士多德还在《诗学》中对悲剧作了许多规定。这些方面,显然与我国“五四”以来的悲剧观极不相合,以致沈从文在谈到“五四”后十年的悲剧创作时感叹道:“‘悲剧’这个名词,在中国十年来新创作的作品上,是那么成为了可笑的定义。”⑤ 而著名女作家冰心一直坚持西方的悲剧观:“现在的人,常用悲剧两个字……他们用的时候,不知悲剧同惨剧是不同的,以致往往用得不当。有许多事可以说是惨剧,不能说是悲剧。悲剧必是描写心灵的冲突,必有悲剧发动力,这个发动力,是悲剧‘主人公’心理冲突的一种力量”,“悲剧必有心灵的冲突,必是自己的意志,所以悲剧里的主人翁必定是位英雄”⑥。这种悲剧观的重大分歧,直到今天在学术界依然存在。朱光潜先生曾认为中国传统文学中没有西方意义的悲剧⑦,钱钟书先生研究了元代、清代的四个剧本,得出与朱先生相似的见解⑧。而陈世骧先生看法则完全不同,他认为屈原堪称是一位悲剧英雄,《离骚》表现了对人类公认的美德的执著的悲剧性追求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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