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O-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07)04-131-04 我们处在一个跨文化交流的时代，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程度的责任感”批评经典、阐释经典[1](P37)。这给我们认识、理解和阅读经典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可能性。我们可以极为便捷地读到本土以外的世界经典，重新打量和思考我们自己的经典，还可以在跨文化的交流中重构经典、创造经典。经典于是又成为时代的新的热点问题。本文拟从跨文化视角审视和思考西方文学经典，考察和辨析西方经典在中国的接受过程，揭示“中国化”的西方经典如何成为中国现代经典的一部分。 一 西方经典的中国化 西方经典的中国化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西方经典被译介到中国，在中国传播及发生影响；二是西方作品在中国被经典化，在此过程中被赋予的价值和意义。西方经典并不一定为中国的西方经典，它进入中国必定经过了一个翻译、过滤、转换、变形的阶段。 什么是西方经典？哪些作家构成了西方经典？美国当代理论家、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其《西方正典》一书中选出了26位作家，他们是莎士比亚、但丁、乔叟、塞万提斯、蒙田、莫里哀、弥尔顿、萨缪尔·约翰逊博士、歌德、华兹华斯、简·奥斯汀、惠特曼、艾米莉·狄金森、狄更斯、乔治·艾略特、托尔斯泰、易卜生、弗洛伊德、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夫、卡夫卡、博尔赫斯、聂鲁达、佩索阿、贝克特。虽然布鲁姆的选择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但也并不意味着以上作家就代表西方经典的全部。显然布鲁姆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自问道：“为何不选彼特拉克、拉伯雷、阿里奥斯托、斯宾塞、本·琼生、莱辛、斯威夫特、卢梭、布莱克、普希金、麦尔维尔、贾科莫·莱奥帕尔迪、亨利·詹姆斯、陀斯妥耶夫斯基、雨果、巴尔扎克、尼采、福楼拜、波德莱尔、布朗宁、契诃夫、叶芝、劳伦斯和其他许多人呢？”[2](P1-2)布鲁姆更看重民族之经典与文类之经典的崇高性和代表性，因此他的选择并不是随意的。如果我们以布鲁姆的西方经典为参照，那么，最初译介到我国的西方文学中哪些可以算得上是西方经典？哪些则渐渐成为了中国的西方经典？西方经典究竟是如何中国化的？ 西方经典的中国化大约是从19世纪末开始的。据郭延礼考证，“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当始于19世纪的70年代，翻译诗歌以1871年（同治十年）王韬与张芝轩合译的《普法战纪》中的法国国歌（即《马赛曲》）和德国的《祖国歌》为代表……。小说以1872年初（同治十一年腊月）蠡勺居士翻译的英国长篇小说《昕昔闲谈》为代表。”[3](PP23)但这些都不是西方的文学经典，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教授的统计材料显示：自1895年至1906年，中国出现的翻译小说达516种（部或篇）之多，但这里又多少可以算得上是西方经典呢？1899年林纾翻译了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西方文学经典在中国的翻译从此正式拉开序幕。“五四”运动前后是西方经典进入中国的重要时期。“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通过部分地吸收欧美经典特别是英语经典而实行的经典相对化和国际化创造了条件。所有主要的西方作家都被译介到了中国。”[1](P46)20年代以后西方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开始走向深入和多元化。现代文坛的各文学社团都表现了各自的审美倾向和翻译选择。但抗战以后以及整个40年代，“欧美现实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学成为文学翻译最重要的翻译对象，苏联文学作品的翻译逐渐增多，占据整个外国文学翻译的中心地位。”[4](P22)1949年以后，西方的经典便只剩下苏联和东欧文学了，再往后苏联的经典又只剩下一个高尔基了。文化大革命使得任何一部西方经典作品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性。总之，直到改革开放以前，“外国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成了“决定介绍与否的一个重要条件”，[5]有时甚至成了唯一条件。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的经典又纷至沓来，各种主义、思潮、流派蜂拥而至，泥沙俱下。到了20世纪末，国内几乎译介并拥有了所有的西方经典，而当所有这一切都被当作经典时，经典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终于，我们也从经典时代进入了后经典时代。 西方经典的中国化最初是与中国译介者的眼光和视野分不开的。譬如林纾在1899年翻译出版了《巴黎茶花女遗事》后，20余年间，共翻译了180余种文学作品。但这些作家多为西方文学中的二三流作家，属于布鲁姆经典名册上的只有塞万提斯和狄更斯。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被林纾译成薄薄的一个小册子《魔侠传》，译者对原文进行了许多删削，并没有将这部小说当作经典；狄更斯的作品林纾译有多部，如《大卫·科波菲尔》译为《块肉余生述》，《老古玩店》译为《孝女耐儿传》，《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译为《滑稽外史》，《奥列弗·退斯特》译为《贼史》。由于林纾不懂外文，只有将选择作品的主动权交给口译者，而口译者虽通外文，但大都不是专门的外国文学学者。他们对于西方文学并无系统地、深入地了解和认识，也不熟悉西方真正的经典，更多的只是注意到了西方当时比较流行的作品。 《茶花女》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西方经典，但它的确算得上是中国的西方经典。中国读者对它十分熟悉。《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后，“一时纸贵洛阳，风行海内外”，“不胫走万本”，好评如潮后，引起了中国读者的强烈共鸣。“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6]它是西方文学介绍到中国后影响最大的第一部小说。它对于近现代以来中国小说的创作观念及技巧有着非常直接而又深远的影响，如苏曼殊的《碎簪记》和《焚剑记》、徐振亚的《玉梨魂》、钟心青的《新茶花》都明显受到这部小说的影响，甚至有仿作之嫌。这种影响作用使它无愧为中国的西方经典。 类似情况在中国近代比较普遍，就“林译小说”而言，他的另一部有重大影响的译作是《黑奴吁天录》，即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这部小说在西方也算不上文学经典，但普遍引起当时中国读者的共鸣，对小说中“黑奴”悲惨遭遇以及任人宰割的命运国人颇有同感，与其说是为黑人哭泣，不如说是为同胞心碎。小说以后又被改编成剧本上演，影响极大。 另外，在中国近代翻译较多的还有大仲马的作品，如伍光建翻译的《侠隐记》（《三个火枪手》）便流传广远，但这部小说在西方文学史上地位一般。至于当时翻译的更为大量的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等，离西方的文学经典更遥远了。 西方经典的中国化还与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主流文学传统紧密相关。“‘经典化’意味着那些文学形式和作品，被一种文化的主流圈子接受而合法化，并且其引人注目的作品，被此共同体保存为历史传统的一部分。”[7](P43)如果说西方文学经典的中国化最初与中国译介者的眼光和视野密不可分，那么，在此后起重要作用，或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需求和意识形态。美国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将操纵文学翻译的力量归结为：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8](P1)而就中国20世纪的翻译文学来看，基本上是三者合一，主要是意识形态在起着操纵或制约作用，诗学和赞助人则往往成了意识形态的附庸或者同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