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全球化时代中国文论所遭遇的基本问题。自从国门洞开，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从某种意义上就成为西方各种文论的练兵场，中国本土的文论话语俨然“失语”。诚如有学者思考和分析的，西方现代性代表着欧美国家由弱到强的上升，而中国现代性则既代表着中国这个“老大帝国”的衰败，又同时昭示着新的转型或复兴，因此把中国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割裂或者完全同一，都是行不通的。刘小枫提出的思路是：“带着中国问题进入西方问题再返回中国问题”。①刘小枫的“中国问题”某种意义上就是如何科学地对待本土文学经验。中国作为绵延至今的五大文明母体之一，②至今活跃在人类文明舞台上。在全球文化多元并存、本土文化被普遍重视的今天，如何立足本土经验，发现中国文论的价值向度和活力源泉，并以之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文论的问题，显得尤其重大且相当迫切。 从历史史实看，如果忽略“全球化”概念特定的时代性与现代性诉求，仅从全球各个国家、各种文化的实际碰撞交流看，“全球化”并不是西方文化的单向输入，中国本土文学和文论也有自己持续至今的“全球化”历程。历史地看，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中国文学和文论的对外影响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唐代。唐朝的中外文化交流十分广泛频繁，日本、高丽、天竺、大食以及东南亚、中亚等地的40多个国家与唐帝国有经济、政治、文化交流。深受中国文学影响的主要是邻近的日本、高丽及东南亚各国，特别是日本。隋唐主要作家的诗文集，大部分相继传入日本。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等人的诗作深为日本人民所喜爱，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平安时代(794-1192年)的诗集与《和汉朝咏集》共收录589首诗，其中白居易的诗达137首之多。在宫廷女官紫式部所著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中，也明显有白诗的影响。文学理论方面如南朝梁太子萧统所编集的《昭明文选》，在文艺思想和编选体例上也给日本的诗歌总集《万叶集》以影响。第二阶段是18世纪开始对欧洲的影响时期。《诗经》译本在西方报刊上刊登，杂剧《赵氏孤儿》也先后在英国、德国、俄国等翻译出版。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还将它改编成一个新的剧本《中国孤儿》。德国诗人歌德在读到《好逑传》等几部中国文学作品后，提出了“世界文学时代已快到来”的观点。③第三阶段是20世纪对世界各国的影响。进入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被大量翻译引介到国外，对国外作家和学者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中国诗的含蓄、凝练、意象鲜明和情景交融使被称为“美国现代诗歌之父”的庞德倾倒，他写道：“上个世纪是重新发现中世纪的世纪，而这个世纪也许是在中国重新发现希腊文化魅力的时代……毫无疑问，当我们对中国有足够了解的时候，就会发现中国诗歌中有纯净的颜色。”④庞德认为，美国文学所受到的外来影响中“中国是根本性的”。另外，现代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人的作品，也被世界各国大量地翻译。仅鲁迅的著作，就被40多个国家翻译成70多种文字。 除了这种明确的影响外，中国文学和文论对世界各国的无形影响也值得关注。中国传统文论思想中所谓“大象无形”的观念，表达了一种超越形迹的美学理想。从各国文论的发展历史来看，和异质文化的交流作为一种在空间中的扩展，目的并不在于扩大和异文化的隔阂，而是化解距离，在化解中滋生新知，创造新知。叔本华在著作中多次引述中国的《易经》，如他谈论意志的客体性和事物的类似性关系时说：“……从上古以来，在中国阴阳对立的学说中已经流行着这种见解了。”⑤叔本华甚至认为，除非我们回到东方的艺术体验中，否则就无法证实美的生命能够真正存在。显然，叔本华对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的了解是肤浅的，但他的学说首先是从关注人的生命欲望开始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西方单纯的理性化、逻辑化的思维，是东方与西方、古典与现代等多方面的融会贯通。再如中国古老的“象”与西方象征主义的内在关联，钱钟书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波德莱尔、魏尔伦、马拉美、莫雷亚克等人的创作观念与中国诗学的惊人相同：“盖弘纲细节，不约而同，亦中西文学之奇缘佳遇也哉。”⑥而这些作家也确实非常喜欢中国古典诗歌，有人甚至亲自翻译了许多。 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全球化”历程，充分说明了历史场域中不同民族文化与思想间的互相依存与借鉴的必要性，也说明本土经验旺盛的生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立足本土经验，以充分的本土文化自觉和自信把握传统文论的价值向度？ 中国文论研究中，“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争论最大的问题之一。这场持续已久的大讨论，实际上基于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或症状——季羡林先生不无伤感地地指出：“反观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造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论体系，王国维也许是一个例外。没有一本文艺理论著作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⑦曹顺庆用“失语症”来概括这种现象。⑧因为“失语”所以要转换，但“能否转换”却是一个至今争论不休的问题。认为不能转换的学者，其理由是古代文论有自身不能克服的弱点，如概念术语使用的随意性、分体文论不平衡、理论创新动力不足、主流理论发展不明显等，它从根本上妨碍了自身被转换为现代意义的文论话语系统。坚持转换论的学者认为没有绝对完整的体系和理论，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的文论，传统文论的原有范畴等总能寻找到脉络和突破口。 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总是在历史中生成和展现的。在我们谈论本土经验、民族性等概念时，必须要清楚讨论问题的历史语境。我们是在全球化时代谈论一个现代的、与世界各民族处于“共同体”中的、充满生机的民族的文化资源，因此这个“民族性”是仍然活着的。从时间域看，它有古老的民族历史传统；从空间域看，它既是在中华多民族大家庭中形成的民族性，也包含了对其他地域与民族文化有益价值的汲取。因此，本土经验与民族性不是孤立的、一成不变的形式与存在，而是一种既有相对于过去的历时性的继承与发展，又有相对汉民族之外的共时性的借鉴与吸收。由此来看，传统延续始终是一个开放、动态的无限过程，各种思想与观念的产生与积累，形成了民族文化丰富的价值性。当然，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任何传统思想都具有当代意义，传统文论也必然要适应当代社会的现实需要。但怎样转换、转换成什么样，则是可以充分讨论和不断实践的。所以，“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命题的意义更在于提出了中国传统文论的未来走向和价值取向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