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理性的界定 人类是智慧的动物，对于理性的追求和探讨是她的天然本性。这样，在其发展历史上就会不断地有新理性被发现；由此，不同时期的新理性也就具有不同的内涵。本文所谓新理性，在否定和扬弃方向上，针对的是在此之前的传统理性（包括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两种）和活跃于20世纪的非理性、反理性；在肯定方向上，是指当今学者面向时代现实应对人类危机积极的创造性的的理论思考与建构。与一般的学术创新不同，它把思考的目标集中于人（个人、民族、人类）的终极关怀，探寻着人类健康发展的方向，体现着学术与思想、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一个世界性的话题 从反思的角度看，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一个向人类发出警告的世纪。这个警告是：盲目的发展主义（将科技、经济的发展视为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目的）是人类的公害！这样的发展主义有如发疯的怪物，在大地之上，人类之间，狂奔不息，恣意横行。所到之处，林毁山破，自然遭受侵害；唯财唯利，道德严重滑坡；信仰崩溃，精神陷入危机。它的肆虐，使世界剧烈动荡，灵魂倍受煎熬，留给人们太多太重的问题与思考，以至达到难以承受的程度。可以这样说，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人类都是带着深深的危机和不安走进21世纪的。 危机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生存危机，一个是精神危机。所谓生存危机，主要不是指许多国家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饥饿线上挣扎这样的群落性生存危机，也不是指某些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资本全球化冲击下产生的民族性生存危机，而是指面对生态环境的结构性破坏和巨能杀人武器的严重威胁，以及某些高新科技（如“克隆”技术、智能机器、电子炸弹等）无节制发展可能引起的难以预测的社会混乱，全人类所日益急迫地感受到的将要失去共同家园（绿色地球、社会稳定）的整体性生存危机。所谓精神危机，是指在百年无法遏制的现实演变中，人类普遍感到信仰的无力和自己的无能——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标榜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掠夺和瓜分殖民地竟可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阵营发生的内讧、破裂和蜕变，当前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前进的道路依然艰难；穷则思变的第三世界国家，未走出内乱、动荡、落后的境地——以及由此引发的灵魂深处的迷茫、痛苦，以致对理想、道德、形上追求的失望乃至放弃。两者共同的根源是对现代科技主义的盲目崇拜，结果科学技术被神化，获得无限度的发展。而任何新科技的存在，都是以新能量的聚集为前提的，科技越发展，技术含量越高，其所聚能量也就越大；这种能量的聚集又以释放为目的，无限制的聚集，必然要求无限制的释放。这样，科技就不再仅仅是人类手中的一个简单的工具，而且成为具有独立意志的“生命体”（人机共同体），如果不加限制，它必将反过来对人施加影响，进行控制（现在已经见到端倪）。高科技推动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创造着日益丰富的物质产品的同时，可能会带来两项严峻后果，这就是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和人性及社会和谐的破坏——最终动摇着人类赖以支撑的精神大厦。 就世界范围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对这种危机的感受相对要早一些。他们最先发现的是精神的危机。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经济发展引来人类大规模互相残杀以及日益严重的人的“异化”的现实，使思想界的先知敏锐地觉察到，自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运动以来一直为人们所信仰的启蒙理性，即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理想，已经破产。尼采首先喊出“上帝死了”！追求社会和人性完美的理想破灭之后，人们便躲进内心的自我，体验精神的孤独与痛苦。大量现代主义作品就是这种社会现实和精神心理的文学表现。进一步，当发现人的异化和心灵危机难于治愈的时候，人们便由失望转向绝望，不再希冀什么终极关怀，而把关注的重心倾注到当下现实上，躲避崇高，疏远意义，追求即时享乐，平面生活。倚重于这样的社会心理，后现代艺术应运而生。至此，不仅“上帝死了”，而且“人死了”（弗洛姆），作者也“死了”（罗兰·巴特）！然而，尽管如此，科技（经济）的发展却并没有因之而作出合理的调整，相反，它正以“越来越快”的加速度态势不断向前突进。它的巨大能量，逼使它向世界、地球乃至宇宙的深处扩张。结果不能不加剧人类与地球、宇宙的紧张，并且招致地球、宇宙的报复，造成人类自身的生存危机。这一点，到上个世纪后半期，开始受到人们日益严重的关切。 当今世界，一面是经济（科技）的巨大发展（全球化，并且伸向宇宙），一面是人类危机（精神危机、生存危机）的日益严峻。发展与危机同步增长，这实在是一个可怕的悖论存在。对此，西方有责任感的思想家，无不极度焦虑与关注，殚精竭虑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思考，以期挽救人类于危难。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20世纪的盲目发展主义及其消极后果展开反思和批判。就主要倾向而言，大体有两个方向：其一，非理性主义；其二，新理性主义。由于问题是从对传统理性的失望开始的，所以，最先出现的是非理性主义思潮。这个思潮作为对于历史和现实理性反思的一种结果，其实它并不是截然非理性的，严格地讲，甚至可以说是理性的一种特殊形态。非理性主义理论家，是在看穿理性名义掩盖下惊心的欺骗事实，从而对“真实的知识感到绝望”之后，从另一方向（层面）对社会人生的洞穿。如卡缪所说，他们“都奋力切断理性的康庄大道，重新发现真理的正确道路”。（注：《文艺理论译丛》（第3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版，第327页。）于是有了尼采、叔本华的“意志论”，狄尔泰、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与直觉主义，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卡缪的“荒诞”哲学以及存在主义等等。非理性主义在西方世界持续影响了20世纪的大半个世纪。这些理论虽然对人的主观内在（精神心理）方面有了开拓性的探讨，但往往表现出对现实的无奈和消极心理。卡缪觉得，世界本身是“不可理喻”的，“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因为“活着没有任何深刻的理由”。（《西绪福斯神话》）海德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正朝着“绝对技术国家”方向发展，而技术在本质上是人靠自身控制不了的东西。他感叹道：“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答《明镜》报记者问）由此看来，非理性主义无法引领人们摆脱精神的痛苦。但是人类还要生存下去，他们越来越迫切地渴望理性光照。这样，理性主义就成为一种普遍而紧迫的精神期待；当然，它不会再是原封照搬的传统理性，而是面对现实注入新质的新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