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的研究，向来有古代文论与现当代文论的分别，既包括具体的充满诗之感性智慧的文学批评，也延伸到形而上之思的文艺理论和美学。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无论古今的文学批评研究与理论思考，都令人感到有一种日渐紧迫的“现代性”焦虑，这种潜在的焦虑不知不觉地控制着中国文论的研究走向，促成各种新话语的产生。若提要钩玄，其影响较大者有以下数端。 一、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与中国文论的“失语症” 现代性的“现代”是一种时间尺度，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进步为标志。在现代化的多元文化社会里，尽管人文学者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可以“述而不作”，发思古之幽情，但一味以古为尚和抱残守缺者，必将难成大器。纵观20世纪大师级的学术人物，凡在学界能引领风骚者，无一不是学通古今而在某一方面有精深研究的通人。时至今日，身为现代学人而研究古代文论或古代文学，如何打通古今应当是一种时代的要求和学术的自觉。这也是“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较长时期被奉为圭臬的一个学理因素。具体到古文论研究领域，建设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艺理论是实现“今用”的途径之一，简单的做法是将古代文论里的某些概念范畴运用于文学概论的教学，比如用“天籁”、“意境”、“神韵”、“性灵”、“文气”等术语来谈诗论文。但由于古今文学观念的不同，一些传统的诗文评用语是很难直接用于现代文学批评的，于是有关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一再成为热门话题，并引起激烈的争论。反对者认为将古文论现代化，如同是给古人穿西装、打领带，给人不伦不类之感，谓“今用”并非古文论研究的唯一目的。而主张转化者强调，一味述古而不能通今，缺乏对现实的人文关怀，会使古文论研究走入无用的死胡同，并非任何东西都有研究价值。即使古代真有“屠龙刀”，找到了于今也将无龙可屠。 古今之别的实质是中西之争，涉及“现代性”的价值尺度问题。较之中国古代讲究“天人合一”的农耕文明，以科学、民主和自由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体现的是三位一体的现代性的价值观。依康德之说，人类文化分为科学、文艺、道德三大领域，科学求真，文艺求美，道德求善，真、善、美是文化价值的基本范畴，也是人类精神追求的最高目标。中国“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划时代意义，在于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先导，以个性自由和“人”的解放为目标，要与传统专制社会的文化观念和伦理道德彻底决裂。这也决定了近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首先是要向西方学习，大学讲坛上的文学概论或文艺理论，要么是从日本与苏俄转手的西方诗学和马列文论，要么是直接从欧美国家翻译过来的各种学说，而我们能贡献给世界的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东西却很少。就中国的现代文论而言，从理论体系、著作框架到各种概念术语或范畴，十有八九源于西方美学。文论家们的“理论创新”，无非是引进借鉴西方不断翻新的思想学说，缺乏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于是遂有“失语症”之说。有学者认为这是“伪命题”，可它在文艺理论界引起的震荡却余波不绝，并衍生出要将西方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研究设想。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之说，以及现代文论的“失语”命题，实为中国文论研究“现代性”焦虑的两种体现。一是想从积极的方面顺应学术文化的现代化潮流，使传统学问也具有现代性的视野和思维空间；二是从消极的方面来寻找自己的不足，目的在于使民族的声音具有世界性，能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这不仅要打通古今，还要打通中西，但在当今的中国文论界，能同时做到两个打通的学者并不多，呈现出“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局面。提倡“现代转化”的文艺理论家，能让人折服的创新成果不多，自己检讨起来，难免就会有“失语”的忧虑；而以文献资料整理为基础的各种文论史专家的研究，虽取得比纯理论探讨要有成效的实绩，但与现实社会的时代思潮又总有一定的隔膜。作为学科主体的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由于与各种文论史的专门化研究缺乏交流和互动，所以既不能对古文论的研究成果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转化，也没有吸纳、消化西方文论的深厚文化底蕴，以至真正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具有“现代性”的中国文论，一直可望而不可及，处于“在路上”的焦急期待之中。 二、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视野 “现代性”是可以作多种阐释的开放性的文化理论，运用到文学批评领域，涉及社会现代性、文化现代性、文艺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等方面的内容，提供了从整体上观察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文化视野。 中国的现代性思潮以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为开端，有人曾把“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社会启蒙思想发生的标志，可近些年来有不少学者主张将其上溯到晚清，所谓“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据说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在兴起前都有一个想象过程，而晚清文学里就有对民族国家的大量想象。在清末民初的小说里专门有“爱国小说”一个类别，通俗的白话文学在晚清已成气候，这些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有关键性的意义。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民族国家的想象和认同，著名的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要以民主共和的宪政代替王权主义，建立一个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性质的“新中国”，以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这不仅是现代中国要解决的最主要的社会问题，也是支持中国现代文学宏大叙事的一种基本的想象。对“新中国”的想象，作为一种社会现代性的中国经验，是由西方传入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时的悲壮感情相互激荡的产物，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塑造国家形象和弘扬民族精神的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