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3)02-0059-10 在当代中国文论界，提起苏俄文论家，人们一般都会首先想到雅各布森、施克洛夫斯基、巴赫金、普罗普等人；最为人熟知的苏俄文论，则莫过于形式主义、叙事学和复调理论等等。洛特曼①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就开始传入中国，但长期以来往往被当作俄国形式主义的余脉，名气远不如其他人。洛特曼在西方学界所受到的重视，国内学界是难以想象的：塔尔图大学之所以能够与莫斯科大学、彼得堡大学比肩而立，成为得到西方认可的三所著名大学，全拜洛特曼所创立的符号学学科所赐②。单是这一条，就足以说明他的学术贡献之大了。很显然，洛特曼的国际学术地位与他在中国的知名度，是存在较大落差的。 一、实不副名的接受格局与“去黑格尔化”的学术演进 洛特曼在中国“实不副名”的接受格局，其形成原因有三。 首先，洛特曼进入中国的时间比其他文论家稍晚几年。如果在平常年份，区区几年时间不至于会成为遮蔽洛特曼光芒的因素，但这早出的几年，恰恰正是中国结束“文革”内乱、开始全面拨乱反正、进入新时期的辉煌年代。美学、文论界对外开放迎来的第一波冲击，就包括施克洛夫斯基、巴赫金等人的理论。在关键时刻占领制高点的理论，无论如何都会比后来者具有更大的影响；后来者的学术水平即便超过了前者，短时间内也无法改变人们对前者的深刻印象。如果后来者只是与前者比肩的话，要想获得如前者那般的重视，就得经历更大的时间跨度了。因此，在接受的意义上，尽管他们的本来面貌无此区别，但对中国的读者来说，施克洛夫斯基、巴赫金等人属于“说得早”的学者，而洛特曼则属于“说得透”的学者。“说得早”的，往往开风气之先，影响深远；“说得透”的，理解起来常常要多费时日，影响往往要逊于前者，尽管人们最终还是会认清其珍贵价值的。 其次，洛特曼的著作极少被译为中文，有关他论著的翻译在中国相当滞后。与巴赫金相比，中国非但没有翻译出版洛特曼著作集乃至全集，就是他的代表作《艺术文本的结构》，虽然根据英文版翻译的中译本早就定稿，但出版历经周折，迟至2003年才得以问世③。在目前，学术界完全抛开中文，直接阅读外文来从事西学研究，毕竟还只是一种理想境界，绝大多数人难以做到。因此，洛特曼的影响不如其他人，是情理之中的事。 再次，洛特曼的理论，其复杂之处相当特殊，影响读者对其理论的接受。他的代表作《艺术文本的结构》中，时而会表现出一些明显的矛盾，类似于理论上的“断头路”：不解决就难以继续往前走。比如，书中一方面竭力回避，甚至否定艺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另一方面又十分强调艺术的双重模拟性质。笔者在翻译和其后的理解过程中，对此就一直感到困惑，其他读者产生同感想来也是正常的。 2012年5月，“斯拉夫文论与比较诗学：新空间、新课题、新路径——全国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第4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与会的国外学者中，塔吉雅娜·库佐夫基娜(Татьяна Кyзовкина)博士来自爱沙尼亚的塔林大学(爱沙尼亚的另一所大学就是洛特曼所在的塔尔图大学)。笔者在分组讨论会上通过翻译请她释疑，她的回答是：“洛特曼的学术生涯，有着明显的分期，比如苏联传统时期，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等；排斥苏联时期；关注外文本问题的时期；80年代开始进入新时期：文本与其他相结合；最后的自我演变时期：社会学、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等的结合。”④有了这个提示，长期萦绕在心头的困惑就迎刃而解了：洛特曼是一个从不停止前进步伐的探索者，但不同时期的理论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多有纠结；尤其是他还在不断地否定自己，到了后期甚至几乎完全否定了之前的东西：“洛特曼一直致力于推动符号学对其自身自我实现界线的跨越，其早期与后期思想所表现出的分歧无疑是巨大的，后期思想似乎在某些方面又否定了最初的观点，甚至也否定了符号、意义、代码、所指、能指、信息等一切基本概念，称得上是一种根本的‘转换’(抑或‘爆发’)。”⑤ 新世纪以来，洛特曼在中国实不副名的接收状况正在逐步改变，学界开始认识到洛特曼作为现代斯拉夫文论三大学派奠基人及七位大师之一的重要地位⑥。但迄今为止，相关研究多集中在对洛特曼理论的流派归属及研究类型的描述上，对他的代表作《艺术文本的结构》核心思想及其与“去黑格尔化”的关系，所涉不多。而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对西方现代文论演变根源的把握，其意义不可小觑。 洛特曼的学术研究，与我们习以为常的黑格尔式的整体性、系统化，已经完全不同了。他不再追求以终身的精力，从某个核心概念、范畴出发，对研究对象乃至大千世界作出一以贯之的解释，而是不停地调整思路，以不断更新的理论视野，切实把握当下的社会生活与现实世界。所以，即便他结束入门阶段，进入自立门户的成熟阶段，“去黑格尔化”作为初始目标之一，也并非贯穿他学术生涯全过程的主线，主要只是体现在代表作《艺术文本的结构》中；到了晚期，他已经放下或超越这个问题了。 西方现代文论，自克尔凯郭尔到尼采，从俄国形式主义至后现代思潮，其间尽管差异万千，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各以不同的方式，对抗、解构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及其衍生物，比如同一性。洛特曼以其在符号学领域的卓越开拓和辛勤耕耘，在破除绝对理念对文论界的影响方面，居功至伟。施克洛夫斯基、巴赫金等人的“说得早”，如果是指对“形式与内容”二元论的黑格尔式思想⑦进行强有力的挑战，如果是指以“复调”理论对抗“独白”理论⑧，那么，洛特曼的“说得透”，无疑就是指他以“思想与结构”对“内容与形式”二元论的破解、去除和替代。相比之下，我国当代文论界，对黑格尔绝对理念论及其衍生物，在思维方式乃至基本范畴上，更多的还是以接受、运用为主。这应该是洛特曼在中西方评价体系中存在巨大落差的学术史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