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对巴赫金思想的接受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风云历程，不仅其间从未中断过，而且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巴赫金的一些重要论著及论文在中国已有了不止一种译本，如巴赫金的《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纲要》在中国即已有了四种译本。《巴赫金全集》的编辑和出版也堪称一绝，虽然目前仅正式出版了六卷，但第七卷早已编译好，其收集材料之全足以与俄国的巴赫金著作出版媲美。在译介国外巴赫金研究方面，中国已翻译出版了两种巴赫金传记，翻译或介绍了大量国外的巴赫金研究专论；从中国对巴赫金文论思想的研究来说，从1982年至今，已发表专题论文500余篇，出版专著已达14部，涌现了一大批巴赫金研究学者。到目前为止，国内已经举行了五次巴赫金专题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巴赫金接受深度和广度。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的巴赫金接受史问题也受到了关注，陆续有曾军的《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宋春香的《巴赫金思想与中国当代文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张素玫的《与巴赫金对话——巴赫金与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博士论文）等。 2007年10月2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跨文化视界中的巴赫金”学术研讨会上举行了全国巴赫金研究会的成立仪式。虽然巴赫金研究会只是针对一位理论家而设，但由于巴赫金思想对西方文学理论的全方位影响使得围绕巴赫金的论题相当广泛，已涵盖了对20世纪西方文论的绝大多数问题域，因此巴赫金才成为西方文论研究、文艺学知识重建乃至人文学科反思中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此外，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从一开始中国学者对待巴赫金就不是“朝圣”式的崇拜，围绕巴赫金及其思想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对其复调小说理论、狂欢化理论的质疑、对其生平学术的难题的辨析构成了难以定位、无以言明的学术挑战。 一、反思现实主义：中国问题的自觉 对于中国人来说，巴赫金的名字最初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紧密相连的。在中国的巴赫金接受史中，巴赫金首先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中渐渐脱颖而出，最后取得独立地位的。1981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以此为契机，国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介绍研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1982年，《世界文学》第4期推出了一组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夏仲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小说复调结构问题》及夏仲翼翻译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的第一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和评论界对它的阐述》。很显然，这一组文章是1981年纪念陀氏的一种延续，也正是在进一步研究陀氏的过程中，巴赫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理论引起了国内的兴趣，巴赫金及其思想的独特价值开始显示出来。1983年，在由中国社科院与美国美中交流学术委员会联合举办的“中美双边比较文学”讨论会上，钱中文宣读了《“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巴赫金的叙述理论之一》的论文。巧合的是，美国学者唐纳德·范格尔也提交了关于巴赫金复调小说的论文（该文以《巴赫金论“复调小说”》为题，发表在《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第2期上）。会后，又以“多声部大型对白”为题对会议进行了报道[1]。可见，这次会议以及钱中文的这篇论文标志着中国对巴赫金正式和自觉的接受。1986年2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陀氏学术讨论会，与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相关的两种对立观点在会上直接交锋。作为对这一争论的反映，1987年在《外国文学评论》的创刊号上，发表了钱中文的《复调小说：主人公与作者——巴赫金的叙述理论》、宋大图的《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者立场》以及重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声部性”——从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诸问题〉一书说起》三篇文章，表现了对巴赫金理论的特别关注。两年以后，《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1期发表黄梅的文章《也说巴赫金》对钱文提出批评性意见。同年，《外国文学评论》第4期上发表钱中文的反驳文章《误解要避免，“误差”却是必要的》以及张杰对钱中文的质疑《复调小说作者意识与对话关系——也谈巴赫金的复调理论》。这就是中国巴赫金接受史上有名的一场争论。 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的巴赫金所起到的作用绝非仅仅是“断裂式”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延续式”的。在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阐释和运用中，出现了多种异质性话语之间的纠缠，“复调”在此也获得了它的“复调性”。其一，论者努力将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到整个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历史链条中加以理解。从夏仲翼开始，中国的接受者就对巴赫金所概括的陀氏的现实主义的三个特点特别关注，多方引用。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不仅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关系的探讨成为新的热门话题，而且还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继承现实主义、超越现实主义、具有现代精神而被广泛引证，这显示出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极强的兼容性。继承论者如夏仲翼，认为“这不是主观的文学，这是现实主义的文学”[2]；超越论者如刘文孝，认为“他的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寻找人’，把握人的灵魂、人的精神世界，不妨称之为精神世界的现实主义，以别于那些重心在物质世界的现实主义”[3]，是一种象征性的现实主义。西方的现代派思想被中国接受之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代主义、现代性关系的探讨进而取代了超越论。现代论者在随后的陀氏研究中逐渐占据显著的地位。如王圣思的《从〈罪与罚〉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代性》[4]，在此复调小说又被作为陀氏与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传统独白小说不同的具有现代性的小说类型来看待了。其二，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被放到整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史中加以观照，强调他的继承的一面，而对其具有颠覆性的“发展”的一面则多加争议。比如，他们接受了巴赫金所提出来的陀氏作品中的主人公意识的独立性，但拒绝承认主人公与作者处于平等的地位；他们接受了巴赫金关于复调小说艺术特征的技术分析，但不满意巴赫金将之仅仅限定在“诗学”即形式范围之内；他们接受了巴赫金关于“对话”的理论，但不同意巴赫金将这种对话局限于文本之内的分析，更要求“作者与时代与读者的对话”。这种争议正是接受者在将巴赫金置于陀氏研究史中，多种声音并存，异质性话语间展开对话时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其三，巴赫金关于“作者与主人公关系”的思想被整合进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使之成为“作者的倾向性”的另一表述，几乎成了“作家的倾向性越隐蔽越好”的同义语。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被解释成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这种有意的误读，虽然对更好地理解巴赫金益处不大，但作为中国恢复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精神、重建中国的现实主义诗学的努力的需要来说是可以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