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与艺术实践:阿尔都塞文艺批评中“群众”概念的展开

作 者:
霍炬 

作者简介:
霍炬,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工作。710119

原文出处:
文艺理论研究

内容提要:

阿尔都塞对政治性的“群众”概念进行了理论厘清,申明在斗争中被联合起来的各阶级群众既是行动起点,也是理论归宿,因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脉络中独树一帜。本文从文艺批评论述出发,强调阿尔都塞对当代批评理论中的“作者”“形式”和“间离效果”等概念的重新定位,用“距离”理论说明围绕着群众运动的意识形态实践如何介入现实和发挥现实功能,对“群众”概念的历史脉络、阿尔都塞文艺批评的理论斗争内容、他在当时新艺术实践中发现的积极内容以及哲学-艺术实践整体中的有机联系等问题展开论述。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21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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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第12卷743)这个著名的论断里最值得关注的是“如何创造”的问题,马克思似乎将文学生产与其他商品生产画上了等号。但恩格斯在1893年则进行了补充说明,“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第39卷93)。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对艺术生产的特殊认识就存在于这样的论述缝隙当中。艺术不等于意识形态,它比政治、经济、法律和宗教等理论更为复杂和晦涩,纯粹的意识形态要“同现有的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马克思恩格斯》第21卷348)。而对艺术则显然不能作这样的简单概括,因为艺术发挥着完全不同的作用。怎样界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与精确定位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整体理论有关。伊格尔顿认为阿尔都塞提出了一种关于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更为细致(虽然仍不完全)的说明”(伊格尔顿21),这个“仍不完全”,是指阿尔都塞没有进一步从“形式”的角度对艺术作品进行分析,伊格尔顿的论点是:“文学形式的重大发展产生于意识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它们体现感知社会现实的新方式以及艺术家与读者之间的新关系。”(伊格尔顿28—29)虽然有大量的转折和限定,伊格尔顿“完全”的方法仍然可以被概括为一种心理学理论,即社会现实的改变造成了读者普遍的心理需求,在新需求的压力下,艺术家开始改变他们的创作,产生新的形式。可是这种方法仍然要面对马克思提出的问题,即艺术对象怎样创造出懂得艺术的大众,而不是简单地适应群众的大众。阿尔都塞在论画家卢西奥·方迪时说道:“承载着意识形态的形象决不会让人看到自己原本出自形象中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论艺术五篇”下60)也就是说,艺术生产的特殊性在于它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距离——“不会让人看到”,这里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反映刺激关系,而是存在着非常复杂的理论迂回和立场定位,这里最重要的理论环节就是对“群众”(读者大众)概念的知识阐释。因此,为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理论特殊性,我们将经由阿尔都塞所使用的“群众”概念来分析其意识形态理论在文艺批评中的位置。

      一、作为理论批判关键环节的“群众”概念

      “群众”的概念史是现代社会思想发展的重要体现。16、17世纪的启蒙话语中已经产生了表达广泛参与政治改革方向的术语gemeinier Mann(普通人)和Volk,Folk,Masses(大众),但这些词在当时专指有待于改造的受教育对象,是落后、蒙昧的代表,必须用精英阶级的理性之光来照亮他们沉睡的精神。①群众——绝大多数的人民作为一个正面的理论命题,在18世纪也并未出现,如18世纪60年代在法国出现并得到普遍认同的“人权”(droits de l'homme)概念则通常只被赋予有产者的道德-利益共同体。②19世纪,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哲学上第一次确立了“群众”的位置,在阿尔都塞看来这是贡献了“某种新的、决定性的东西”(《哲学与政治》167)。列宁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赞扬集中在“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列宁全集》60)之上,“群众”不是一个“抽象”,也不是一个个“个体”的结合,“群众”或“人民”定义直接决定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特点。③

      马克思主义形成了真正的正面意义上的群众概念,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话语却带来了一系列理论问题。20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左翼理论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学理知识层面的丰富性,但也形成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在“超越教条主义”的口号下提出很多改良路线,如将文化与理论生产问题转变为对艺术与文学创作的普世主义与自由主义态度,将党定位成民族文化中最具进步性的“继承人”。④“人道主义”的前提是有一种理想型的人。这种态度进而演变成对“保守的大众”的认定,即大众是“普遍异化”的后工业社会制造出来的,表现为扭曲的“舆论”或“民意”。这样的大众不值得依靠,只能依靠“被遗弃者和被排斥在外者”的“亚阶层”——“其他种族和有色人种,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的“敌对行为”来攻击社会制度(马尔库塞216)。阿尔都塞在与这种倾向的论争中形成了他特有的“群众”理论概念。

      阿尔都塞首先尊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主张,他在《答刘易斯》中强调,“是群众创造了历史”。“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群众不是指大量‘知识分子’贵族或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专家;它是指那批被剥削的阶级、阶层和类型,他们聚集在那个在大规模生产中被剥削的阶级周围:无产阶级。”(《自我批评论文集》59)阿尔都塞的这个论点是很多攻击的主要对象,人们惊呼:“作为能动的主体的人不见了!”“这将是没有人的历史,人被贬低为只不过是承担社会关系模式的媒介,而不是它的创造者。”(《自我批评论文集》(补卷)35—36)阿尔都塞在“理论的反人道主义”主题下强调意识形态是物质性的,既不是“虚假意识”(或对虚假意识在观念上的批判),也不是由精英们凭其对真理的把握、对理性的洞察而灌输给群众的革命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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