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著《国故论衡》(1910年)“中卷文学七篇”由《文学总略》领起，其开首明言：“文学者，以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文学总略”73)意谓因为有文字著写记载在竹帛之类的载体上，所以称之为“文”。“以文字为文”，章太炎这种对文学的界说，着重突出了文字之于文学的意义，在五四和前五四时代独出一格，影响很大。这种“文字为文”观，不仅具有小学意义，而且含有深厚的媒介、传播、符号、知识、思想和文化等多维度的蕴意，由《文学总略》领起而开拓出的《原经》、《明解故》(上下)、《论式》、《辨诗》、《正赍送》诸篇，集中辨析处于“以音韵训诂为基，以周秦诸子为极”之间的各维度各体式的“文学”问题，其讨论涵括经学、史学、理论、诗歌和文化诸领域，涉及与国故相关的文献保存、历史书写、文化记忆和人世活动等诸多方面，义蕴深厚，学理深湛。本文试图集中辨析章氏的“文字为文”观及其论文“以文字为准”的原则，探讨这一文学观和文学原则在“中卷文学七篇”中的贯彻和调停状况，以此窥测章氏文学的问题意识及其文化关怀。 一、“文字为文”观及其针对性 《文学总略》开篇辨析强调“以文字为文”，清理“文章”与“彣彰”的区别，全篇也一再辨章源流，因名正义，追究“文”的本义、及物性和记录性，竭力彰显文字在“文”及其“文理”“文字”“文辞”中的基础性内涵，强调文之质性和根本端在于透过文字所呈现出来的记录、指事、书记的功能及其文化记忆的深厚意义。针对长期以来士子文人将“文”的意指导向文章文学之“采色发扬”一端的诸种解释，章太炎毫不客气地批评其是“欲改‘文章’为‘彣彰’者”，“恶夫冲淡之辞，而好华叶之语”，而“违书契记事之本矣”(“文学总略”73)。“书契记事”的提法表明文字及“文字性”是“文”的第一位的属性。如果对“文”的理解偏转到形式、表面、华彩的方面，就容易丢失其“书契记事”的基本面。所以章太炎断言：“夫命其形质曰文，状其华美曰彣，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绚曰彰，凡彣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彣。”(73)《文学总略》旗帜鲜明，意即张扬文字即“书契记事”的根本意涵。 在章太炎这里，以文字为文，“书契记事”，突出了“文”的基本面就是运用作为及物性符号的文字，“文”作为活动，就是通过作为符号的“文字”，对人世间的事、理、情进行记载、说明和传达的活动，“文”直接地体现为这些活动的及物性对象和成果。《文学总略》开篇对“文”的本义、引申义及其在历史上的利用状况进行了精准卓异的辨析和清理，由此进一步挑战了植根深厚的传统观点。他指出，孔子名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中的“无文”，其实“盖谓不能举典礼，非苟欲润色也”。这一解释非常到位，“言之无文”中的“文”，其意涵侧重确在“征故实，据旧章”。①就是要突出“文”之基础内涵在“以文字为准”的文献记载，及其指向的人事经验和文化记忆。于今看这一路的解释，显然突破了现代百年来文章家将“文”系于修辞润色、唯美藻饰，众多文学家看重“文学”交流活动之现世在场、活跃机动的单一化偏向。所谓“文”，就必须是书写在可视媒介载体上的“文字”及其“篇什”。正是在章太炎这里，其基于小学而又超越小学、横绝今古文学思想的深度得以展现。在“五四”和“前五四”时代，中国文学和文学观念从传统向现代转换，文学研究思路从传统“大文学”和“文章”向现代“文学”转型，章太炎的“文字为文”观具有非常独到的意味。 《文学总略》一篇对传统、前贤或时说等诸方面的突破所在多有，其文学界说有若干针对性，现实性极强，最主要的可列如下三端。 其一，针对现代西来美学和文学新说及其日本版本：“以学说、文辞对立，其规摹虽少广，然其失也，只以彣彰为文，遂忘文字，故学说不彣者，乃悍然摈诸文辞之外。”(79)章太炎并不以现代西来文学审美意念及兴发感动为然。《文学总略》的分析和驳斥甚详，其结论强调：“以文辞、学说为分者，得其大齐，审察之则不当。”(79)1906年发表的《文学论略》亦明言，西来美学思路在这里被指责为日本论文之不学：“吾观日本之论文者，多以兴会神味为主，曾不论其雅俗。或取其法泰西，上追希腊，以美之一字横绠结噎于胸中，故其说若是耶？彼论欧洲之文，则自可尔，而复持此以论汉文，吾汉人之不知文者，又取其言相矜式，则未知汉文之所以为汉文也。日本人所读汉籍，仅中唐以后之书耳。魏晋盛唐之遗文，已多废阁。至于周秦两汉，则称道者绝少。虽或略观大意，训诂文义，一切未知。由其不通小学耳。夫中唐文人，惟韩柳皇甫独狐吕李诸公为胜，自宋以后，文学日衰，以至今日，彼方取其最衰之文，比较综合，以为文章之极致，是乌足以为法乎？”(“文学论略”149) 其二，针对鼓吹“文笔之分”和“偶俪为文”的文选之学，以及在学理上几近不成比例的桐城文论。《文学总略》以博学深厚之古今论证，一一辩驳之。在古代，“文与笔非异涂”，其文大都重视现实功能，“所谓文者，皆以善作奏记为主”，而古人文学理想最高端的是“鸿儒之文”，这“鸿儒之文”包括“经、传、解故、诸子”，“彼方目以上第，非若后人摈此于文学外，沾沾焉惟华辞之守，或以论说、记序、碑志、传状为文也”(74)。在骈散争议方面，章太炎支持“文辞之用，各有体要”，骈散“单复固恣意矣”，理由是“各任其事”，“顾张弛有殊耳”(76)。另外，文选派和桐城派以文学编选影响文化，左右世道，但其实选文定准却皆不足为训：“阮元之伦，不悟《文选》所序，随情涉笔，视为经常，而例复前后错迕。曾国藩又杂钞经史百家。经典成文，布在方策，不虞溃散，钞将何为？若知文辞之体，钞选之业，广狭异途，庶几张之弛之，并明而不相害。”(82) 其三，针对中古时代王充和刘勰的文学理解。《文学总略》强调自己的发明和创见：“惟《论衡》所说，略成条贯。《文心雕龙》张之，其容至博，顾犹不知无句读文，此亦未明文学之本柢也。”(79)《文学论略》言之更显豁：“惟《论衡》所说，略成条理，先举奏记为质，则不遗公牍矣；次举叙事经说诸子为言，则不遗历史与学说矣；有韵为文人所共晓，故略而不论；杂文汉时未备，故亦不著；不言小说，或其意存鄙夷，不列典章，由其文有缺略，此则不能无失者也。虽然，王氏所说，虽较诸家为胜，亦但知有句读文，而不知无句读文，此则不明文学之原矣。”(142)不妨透过章氏的文类统系(据《文学论略》)来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