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I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29（2009）05-0097-09 访谈者按语：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英文系教授、“叙事研究所”（Project Narrative）创始所长。赫尔曼教授目前除了担任《故事世界：叙事研究学刊》（Storyworlds：A Journal of Narrative Studies）杂志主编、《叙事前沿》（Frontiers of Narrative）丛书主编外，同时兼任《叙事》（Narrative）、《叙事理论学刊》（Journal of Narrative Theory）、《现代小说研究》（Modern Fiction Studies）等九种国际刊物和丛书的编委。他的著作有《普遍语法与叙事形式》（Universal Grammar and Narrative Form，1995）、《故事逻辑：叙事的可能性与问题》（Story Logic: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of Narrative,2002）、《自然语言的叙述》（Narration in Natural Language，2005）、《叙事的基本要件》（Basic Elements of Narrative，2009）；编著有《复数的后经典叙事学：叙事分析新视野》（Narratologies: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1999）、《叙事理论与认知科学》（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2003）、《劳特利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2005）、《剑桥叙事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arrative，2007）、《叙事理论教学》（Teaching Narrative Theory，forthcoming）等，并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七十余篇。作为“后经典叙事学”的首倡者与领军人物，赫尔曼教授在当今叙事学界拥有崇高的学术声誉和重要影响。 受《外国文学》编辑部委托，笔者利用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叙事研究所”访问研究的便利，于2008年11月至2009年1月对赫尔曼教授进行了专访，谈话主要涉及叙事学、尤其是后经典叙事学研究的一系列重要论题。现将全部访谈内容整理刊出，以就教于读者。 尚必武（以下简称“尚”）：您好，赫尔曼教授，今天的访谈我想从“后经典叙事学”这一概念说起。据我所知，大约在十年前，您在《认知草案、序列和故事：后经典叙事学的要素》（1997）一文中就已经提出了“后经典叙事学”。但“后经典叙事学”真正被学界所认可，成为当下叙事学研究的通用词汇，则是在《复数的后经典叙事学：叙事分析新视野》一书出版之后的事情。请问，您当时为什么想到使用“后经典叙事学”这一概念呢？或者说，叙事学在何种意义上走向了“后经典”？在我看来，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之间的区分应该不仅仅是时间上的问题，尽管经典叙事学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而后经典叙事学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戴维·赫尔曼（以下简称“赫尔曼”）：1993年，我参加了在杜克大学召开的“数学与后经典理论”（Mathematics and Postclassical Theory）学术研讨会。我之所以提出“后经典叙事学”这一概念，是受到了部分会议论文的启发。在这届研讨会之后的几年里，我阅读了一些正式发表的会议论文、尤其是我读研究生时候的老师阿·普鲁特尼斯基的论文，我开始想把经典物理学与后经典物理学之间的对立，用来类比由巴特、格雷马斯、热奈特、托多洛夫等人开创的结构主义叙事学与被结构主义理论家无法采用或被他们忽视的叙事研究框架之间的对立。 具体说，在爱因斯坦、波尔等后经典物理学家看来，牛顿的经典物理学并不是“无效的”（invalidated）。相反，后经典框架试图扩大早期牛顿模型的应用范围。牛顿物理学可以很好地描述和预测像椅子、自行车等中等体积的物体的运动，但是对于更大的或是更小体积的物体的运动，如星系的进化和粒子加速器内部的粒子变化等，就不太适用。如果要解释这些现象，就需要一个有着更大应用范围的理论，牛顿模型则可以被看作是该理论中的一个“特例”（a special case）。同理，在叙事研究的后期发展中，结构主义叙事学并不是无效的。相反，这些发展揭示出：尽管研究故事的学者可以依赖结构主义方法来研究叙事的某些方面，但是叙事分析的范围——需要被研究的叙事现象的范围，要远比结构主义叙事学家们想象的大得多。 有必要指出，在那些研究“面对面交际的故事讲述”（storytelling in face- to- face interaction）的学者中，也同样存在一个转向，即对叙事分析模型的应用范围进行类似的重新思考。加速这一转向的是这样一个认识：虽然语言学家威廉·拉波夫在《叙事句法中的经验转换》（1972）等研究中建构的分析模型适合于分析自然语言叙事的一个重要部分，但不一定适用于分析其他的故事讲述情境，如同等地位的人之间的非正式对话、闲聊、家庭成员在饭桌上的对话，等等。不同交际环境下的叙事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功能。例如，在同等地位的人之间的对话中，为了可以讲述他们的故事，可能参与者都想取得发言权。对发言权的竞争将会极大地影响他们讲述故事的形式：在某些重要情况下，故事讲述者除了只保留最重要的信息外，可能会省略所有的其他信息，以便努力表达他们叙事的意义，即为什么别人要听他们说，而不是打断他们。同时，这一语境下的叙事可能具有在访谈语境下所没有的某些社会地位或讲述者的“面子”，因此需要发展一些新的、更加丰富的模型来解释交际中故事讲述的结构与模式。这样，拉波夫的解释模型就成了更大范围内故事讲述情境中的一个“特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