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批评派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没有背离人民，没有背离现实主义。其悲剧是它的执着和真诚。 关键词 胡风 七月派 批评观 真实 七月批评派因胡风创办《七月》杂志而得名。胡风是其主要代表人物。吕荧、阿垅、舒芜、路翎等人是这一流派的重要捍卫者。胡风曾明确表明《七月》是一个“同人杂志”或“半同人杂志”，“基本撰稿人在大体上倾向一致”。①因此，七月批评派是一个具有相当自觉意识与共识精神的批评流派。 以《七月》创刊于1937年来看，七月批评派诞生于抗日战争中，它经过解放战争而延至五十年代初期。七月批评派是以对现实主义精神之追求而卓立不群的。尽管它曾被目为反现实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派别，却未能改变其现实主义的性质，和寻求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新建构的努力。在七月批评派中，有“现实主义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上可以求得发展”②的信心；有“只有现实主义，……才能给予艺术以伟大的永生的光辉”③的断言；还有“大胆地接触了实生活，有的简直豪勇地透入了实生活”④的创作号召。应当说，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后十余年里，若缺少七月批评派，则这段历史必将显得黯然失色。因为它代表着中国现代现实主义的一次重大拓展与重大挫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总结，回避不了对于七月批评派的评价。 一 浮现在七月派批评活动中的第一个重要思想特色，是高度重视“写真实”。这既是七月批评派对现实主义基本精神内核的界定与把握，也是七月批评派的思想起点。胡风引述过斯大林的一段话：“写真实！让作家在生活中学习罢！如果他能用高度的艺术形式反映出了生活真实，他就会达到马克思主义！”⑤如若考虑到胡风这样坚持时，正是他遭到猛烈批评之际，就能体会出来，他对真实之推崇，是超出了一般人的理解范围的。真实，对于胡风来说，显然是现实主义的真正灵魂。吕荧对真实也抱着同样的挚爱之情，“真实，只有通过真实，血肉的真实，艺术家才能表现人物、社会、历史、时代，表现思想、精神、力、真理。艺术也才能获得生命。”⑥这种把艺术与真实相联系，并进而由真实判断艺术价值的观点，也许不能用以说明全部艺术史的纷繁复杂，但在不无偏颇中，体现的正是吕荧对于真实的崇信与倡导。就阿垅诗论来看，贯串其中的主线也是“真实”。在评价王国维的境界说时，他就强调指出：“作为艺术现象，境界似乎是一个虚构，但作为生活的升华现象，则它又必然是一个真实。”所以，尽管境界可以“虚构”地出现于空中，“但科学却证明了那仍然是人间的世界，并不是奇迹，并不是没有根据地。”因此，他的结论是“生活总是境界底母体，底产地。”⑦真实在此处，是被当作创作的最高目标对待的。所以，在七月批评派看来，肯定现实主义，首先就是肯定真实；而走同真实，也就走向了现实主义。 如果说，七月批评派仅只提出了这样的真实要求，它无理论上的独特性。茅盾提出“人生文学”时，他对真实的执着追求，不下于七月批评派。周扬讨论文学与现实时，亦曾论及真实。七月批评派对真实之绝对意义的阐释，才是它所拥有的理论深度，使其区别于其他现实主义者。这有三点值得注意： (1)在真实与政治关系上，七月派坚持政治服从真实的创作原则。当政治违背真实时，应弃政治而要真实；当政治削弱真实时，要恢复真实的面貌；当政治还未转化为真实时，政治不能代替真实而成为创作的内容。吕荧在肯定艺术与政治结合的前提下，就是以真实作为衡量标准来看政治的：“艺术是现实斗争战线之一，如果艺术游离了现实斗争，令人都接触不到内容的政治倾向，则艺术的自然而然的表现再高，也是无意义，无生命的。况且，反过来，如果作品光有政治倾向，仅是口号、标语、公式的图画，没有真实的艺术表现，则这倾向不论是多么正确、明确，也是不能产生高度的政治效果，也就是艺术效果的。”⑧这种理解是：政治不是真实时，政治对艺术的介入，就不能对创作产生良好作用。胡风的分析更加尖锐，他说，政治原本来自现实人生，如果割断政治与生活的联系，把政治从生活中抽象出来，“从政治概念一脚跨到作品，丢掉现实人生，因而没有现实人生的真象，也就不能成为艺术了。”⑨此时，即使写成作品，除了“枯燥空洞”、“思想灰白”外，只能获得“非常表面性”的效果。正是坚持了这一点，我们发现，七月批评派才反对“抗战八股”，反对“写政策”等等从政治出发，直接而又简单地表现政治的创作倾向。 (2)在写光明还是写黑暗的问题上，七月派亦突出了真实的统摄作用。胡风、吕荧、阿垅在评论田间、艾青、李季等人诗作时，对其中歌颂民族革命战争的篇章是给以礼赞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歌颂通过诗人的痛苦搏斗达到了对于生活的庄严远景的揭示，那么，诗人们指示了“出路”，又为什么要加以拒绝呢？对于人生之黑暗部分，七月派并不贬低其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他们认为光明能够产生真实感，黑暗也不意味着真实的丧失。只要这黑暗还是人生的一部分，文学创作就拥有表现它的权利。胡风说过：“我们说歌颂，说批判，……并没有丝毫的意思说作家可以抹杀对象底性格的全面关联。歌颂也罢，批判也罢，……无论你要强调的是哪一面，要说出对象底真实来这一任务却是相同的。”⑩胡风主张作家去写人民“精神奴役的创伤”，并将鲁迅看作这一传统的源头，正是基于他对“黑暗”之真实性的确认。而路翎表白他对悲剧题材的眷恋和认同时，流露的正是胡风式的思想。他赞同这样的观点：“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描写幸福，当然要比描写不幸福愉快得多，”然而，灾难就在生活中，你又怎能“简化人们的内心生活，从内心生活中抽出它的那些亲切的经验或悲哀”？(11)其实，在七月派的思想中，所谓光明与黑暗的差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是否代表真实。真实才是它们的本质，才是它们能否产生价值的内在原因。因此，七月批评派并不十分关心以光明来鼓舞人或以黑暗来警醒人，它关心的是以真实来撼动人。有了真实，就给人类带来光明：“在我们，只应该要求作者写出生活底真实来，写出生活本质的方向来，所谓‘光明’就一定附随在这‘真实’，这‘本质的方向’上面。”(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