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传媒过度痴迷于“在场”叙事已是不争的事实。①图像符号的在场性被整个当代叙事所竞相效仿，现象学的“本质直观”及其对图像认知的推崇正被各种类型的叙事行为所践行，“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已成为最重要的叙事策略和表意原则。文学对图像的崇拜也是如此。图像的强势传播力诱使文学写作竞相仿效其在场性，文学叙事似乎只有在图像世界里注册才能获取合法性。但是，就符号本身的性质和功能来说，“叙事”实属语言而非图像之优长，图像叙事之所以可能引领整个表意世界，不过是其“在场性”言说的强力诱惑使然。这就需要我们反思，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在被图像符号饕餮并反刍之后，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再现文学本色，由此而陡增的传播力究竟属于图像还是文学。我们的问题是：相对语言叙事而言，图像叙事的“在场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场性”是否属于图像符号的专利而不为语言表意所分享？文学和图像共享同一个文本时的“在场”或“不在场”又有着怎样的互文表征？在图像崇拜愈演愈烈及其和语言叙事的关系日趋复杂的今天，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有深度的学理阐释。 一、图说在场及其“皮相之见” 20世纪中叶以来，“图说”(Ekphrasis)成了西方学界高频使用、反复追问的热词。②究其原因，首先是“图像时代”的到来以及图像学的兴起。图像学将所有图像造型视为言说的符号，不仅大大拓展了美术评论的视域，而且将图像擢升到了形而上层面。其次是现象学等现代哲学对意义阐释新方法的极力推崇，这一方法的核心就是主张意识和表意的图像化、经验化，将不可见的、形而上的还原为可见的、经验的。图像学和现象学虽然分属不同论域，但语言和图像的符号关系却是二者的一致论题和共同关切。尤其是梅洛-庞蒂，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现象学同时也是图像学，或者说是图像学的现象学、现象学的图像学。 在梅洛-庞蒂看来，语言表意不像图像那样是“直接”和“逐点对应”的，而是“间接的或暗示的”，因为语言符号“只有一种提示作用”，即提醒它的听者思考其中的意义；更何况“栩栩如生的一次交谈一旦被记录下来，就淡而无味。在记录下来的东西中，少了说话者的在场，少了进行中的事件，连续的即席发言中人物的动作、面部表情和情绪”等。图像叙事则完全不同：图像是一种“不言自明的语言，绘画以它的方式说话”，这种方式就是它依靠“自然和直接手段的知觉器官”进行表意；就效果而言，图像符号试图“和物体一样令人信服……向我们的感官呈现不容置疑的景象”。③这就意味着语言叙事是一种“不在场”的符号行为，图像叙事则是一种“在场”的言说。图像叙事的在场性，一是表现为直接、即时即地的表意行为，二是表现为如在目前、如临其境的表意效果。正是这两大符号表征，使图像叙事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以至各种言说竞相仿效，并使“图说”的在场性受到空前关注。 那么，相对语言叙事而言，图像叙事为什么是一种在场言说呢？梅洛-庞蒂将其归结为身体使然：“我像和自己相拥那样与不是我的这个世界紧密相拥，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只是我的身体的延伸；我有充分的理由说我是世界。”即世界不仅是我的对象，也是“为我的存在(leur être pour moi)——这种存在让我们在这些事物本身之中观看这些事物。……我的视觉陷入其中的存在的身体层面”，就像“我们被邀请来重新定义看者和被看的世界”。正是这一相对世界而言的“在场的肉身”，使我们在看的过程中往往“忘记了自己是有身体的看者，忘记了他之所见永远在其所见的下面”。④在这一意义上，梅洛-庞蒂认为：“所有视觉都有一种根本的自恋主义”，“因为看者被摄入了被他看之物中，所以他看到的仍是他自己”；同理，看者会同时感到自己也被看的对象所观看，“以致就像许多油画家曾说的那样，我感到我被事物注视着，我的活动同样是被动的”。⑤ 这就是身体的在场，也是图说的在场性：“身体”是世界的一部分，这决定了它相对世界而言的在场性；“图说”是“陷入”被说事物之中的言说，这决定了它相对“被说事物”而言的在场性。图像符号是身体的延伸及其触摸世界的器官，这决定了它在观看活动中担当了身体与世界的中介，并和身体、世界密不可分、血肉相连，三者“紧密相拥”而共同在场。由此，“看”和“被看”就不是简单的主体和对象的关系，而是“陷入”和“被陷入”的关系。“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的视觉始终是在“陷入”世界的状态中观看世界，而非超越或游离于世界之上、之外。 这就是我们由现象学所引申出的观看之道——陷入。在这一意义上，图像作为言说符号就是视觉对世界的陷入，或者说，世界被陷入其中的视觉图像所言说；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图说”成了无可置疑的“在场言说”，即视觉作为身体器官陷入世界之中而言说世界。由此，身体器官、图像符号和存在世界无缝对接、零距离触摸。可见，“陷入”是“图说”的基本范式，也是其“在场性”的基本表征及哲学根源。所谓“陷入”，即在世界的包围和环绕中同世界发生关系，就像胎儿在母亲的子宫中；所谓“图说”，即并非将世界视为言说的一般客体，而是“像和自己相拥那样与不是我的这个世界紧密相拥”。 图说的这种“陷入”范式决定了它和语言表意的根本不同：语言是一种“暗示性”或“提示性”符号，这先验地规定了它的非直接性。无论口说的言语还是书写的文本，这一“非直接性”均呈现为意指过程中“符号缝隙”的预留，即预先设定了能指和所指、所指意和所指物之间的缝隙。作为语言表意的逻辑过程，“能指→所指(意)→所指物”是一种人为的约定。对此“约定”的学习和认同，决定了语言作为“提示性”符号的有效性及交流之可能。而“图说”则是一种“不言自明的语言”，和视觉所看到的实物一样令人信服，“向我们的感官呈现不容置疑的景象”，属于自然生成的“世界语”。因此，图像符号作为身体的延伸及其触摸世界的器官，其能指即其所指，其所指意即其所指物——至少“看上去”好像如此。图像作为视觉符号不仅表现为它和身体、世界的“紧密相拥”，也表现为“能指→所指(意)→所指物”三者的浑然一体和“紧密相拥”。这是图像作为言说符号的内部结构，也是“图说”不同于一般语言表意的内在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