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何谓“小说”？何谓“小说学”？历来众说纷纭。中国研究者几乎开谈必讲《庄子·外物篇》、《吕氏春秋·慎行·疑似》、张衡《西京赋》、《汉书·艺文志》、桓谭《新论》、《史通·杂述》、《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等，还有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对此，本文不再赘述，我们想直奔“主题”，用大白话说说自己对小说的感觉和理解。 小说，是文学大家庭中的一员，比之诗歌、散文，它成熟得比较迟，是“小弟弟”。中国小说之成型，应是唐人小说。其标志是：① 作家开始有意识地写“小说”，小说成了“作品”，成了“创作”的结果；② 摆脱了“志怪”的神鬼氛围，开始靠向世俗人生，一批颇有生气、颇为漂亮、颇富人情的女性形象应运而生，为小说的登台亮相增了光，添了彩。 小说要讲故事，要写人。小说家是“人事部长”。生活中的“人事部长”管的是真人真事，小说家既要执着地留心真人真事，又要浮想联翩地构想出假人假事，并用纪实的笔墨写出这些假人假事（现代派小说另当别论）。“虚”与“实”在小说里高度融合，“纪实”与“虚构”在小说里比翼齐飞。这种“融合”和“齐飞”，使小说中的人与事达到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境界。就是说，由于小说中的故事、细故和细节皆来自真实的生活，皆以“纪实”和“写真”为依托，结果，“纪虚”变成了“纪实”，而原先的、相关的真人真事倒反而被小说反照得亦真亦幻了。这有点像“庄生梦蝶”。小说就有这种魅力，这种能耐。所以，我们认为：在小说中，一切“纪虚”皆为“纪实”。 由于小说有这种特质和能耐，所以它在叙写世事人生时，特别开放，特别随心所欲。就是说，它想写什么就能写什么：碧落黄泉，五洲四海，天下风云，家庭细故，滔滔人群，一瓣心香……都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想写粗就写粗，想写细就写细。而且，一切写作手段皆可调动，十八般武艺皆可发挥。这是诗歌、散文、戏剧所无法比拟的。 说完了小说，再来说“小说学”。“小说学”是什么？同样很绕人。而且，虽有“小说学”的席位，但真正坐到上面去的、系统的学术专著却很难识见。大多数“小说学”理论，均散见在“小说史”、“小说创作论”、“小说美学”、“小说论集”之中。我们只能把这些成果尽可能地绾结起来，加以审视，并描画出我们心目中的理论“景观”。 我们认为：小说学就是人们对小说的看法。它应当包含三个方面：小说是什么？小说怎么写？小说写得好不好？——这庶几太没有“学理”了。当今著文著书总是看重“学理”的，没有高深的术语，没有舶来的洋文，没有复杂的体系，成何体统？但我们觉得，任何“科学”，任何“学”，说穿了就是面对研究对象尽可能如实地、深入地回答上述三个问题——是什么？怎么办？好不好？ 还有，谈论小说、小说学，应该取“中西比较”的方法。祖先们早就说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人骨子里头是向往“开放”的。“行万里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这种理念代代相传。唐僧取经，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如今在南京，三保太监下西洋，更是宣讲得热火朝天。搞中西比较研究，是很难的。有些研究一会儿说说“中”，一会儿说说“西”，油是油，水是水，两张粘不到一块儿的皮；还有些研究干脆就把“西”人的“理论”采购进来，翻译一下，铺陈一下，连“关税”都不用交。鲁迅是主张“拿来”的，但同时强调“消化”。研究小说学，我们首先要坚实地立在中国的大地上；同西方比较，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分析自己，解剖自己，发现自己。这方面的工作不做是不行的，特别是近百年来，中西小说学的互动实在是太热火了！甚至热火得中国小说学在某些方面成了西方小说学的“广告”。本文只想谈论几个比较要紧的话题，如“小说观念”、“叙事观念”、“政治美学形态”、“现代主义形态”等等。而且，只准备集中审视上个世纪，那急剧变动、波涌云翻、胜于万年的“百年”！ 二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文论界有没有“小说学”？对此，一概否认、说“没有”的人很少很少；说“有”，但认为很“零碎”、很“肤浅”、“无价值”的论者颇多。 中国古代的诗论很发达，不少诗论堪称“诗学”经典。然而，很奇怪也很有趣：唐代的诗论不多，但诗歌创作却光焰万丈；宋、元、明三代的诗论流派很多，走马灯似的，一个个能说会道，但真正的好诗远逊于唐。很显然，文坛的真正辉煌，不是靠三五成群的“理论家”说出来的，而是靠“大时代”、“大话题”团结“大手笔”而产生的。我们如此言说，并不是否定“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而是强调“实践第一”。创作是基础，创作上去了，理论才能跟上去，并且反作用于实践。 中国古代“小说学”的确不很发达。只有到了“四大名著”、《金瓶梅》、《聊斋志异》这一类巨著问世之后，“小说学”才初露峥嵘。具体说，直到明代中叶之后，李卓吾等杰出思想家、理论家热情地关注起小说来了，“小说学”才开始丰满了自己的羽翼。 明清小说之繁荣，首先是“说”出来的。众多的市民喜欢“听”书，听了书之后又在街头巷尾口耳相传，进行集体再创作，日积月累，“话本”愈来愈丰富，最后瓜熟蒂落；某个文学素养极高的文人定下心来加以整理和创造，一部煌煌名著便赫然面世了，如“三国”和“水浒”。这种小说巨制的特点有三：①以集体创作为基础；②“说”出来的小说；③受众主要靠“听”。《金瓶梅》是一座并不宏伟但非常关键的“桥梁”。它开了小说家独立经营长篇小说之先河。这位小说家到底是谁，人们至今还在争论；尽管他借用了“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但毋庸置疑，这部小说的确是“个体劳作”的结果。这是了不起的进步，否则就出不了曹雪芹。曹雪芹在北京西山“黄叶村”的破屋里孤灯挑尽、长吁短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抛洒辛酸，最终成就了不朽的《红楼梦》，此乃小说家“独自经营”长篇的伟大胜利。好诗（除了某些民歌）都是诗人自个儿吟诵出来的，许多人凑在一起绝对写不出“花间一壶酒”！真正好的小说，特别是代表民族文学水准的长篇小说，也不能搞“写作班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由“金瓶”到“红楼”，中国古典小说彻底地成熟了。鲁迅赞“唐之传奇文”，特别强调“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①。“有意”地写小说，独立自主地写小说，这是文坛的幸事，小说的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