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28日，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国家和地区的45名学者聚集在岳麓山下的湖南师大，参加了由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和湖南师大外语学院联合在此举办的“批评理论：中国与西方国际研讨会。” 美国杜克大学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教授在开幕式的致词中指出召开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宗旨。他说：“我们相聚在这里，主要是为了文学与文化，为了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因为文化与文学的危机在今天已不是一句空话——它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它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西方。我们都处在一个从未有过的商品化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文学和艺术大大地贬值了。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功用被腐化了、被异化了、被转向了。至于说到理论的否定特性和批评特性，则在任何地方都不受欢迎，西方的大商业公司正在竭力使他们变得无声无息。因此，我们今天聚在这里考察文学与文化的现状，考察知识分子（也就是我们）的现状，考察我们各自国家的理论发展的现状，是极有必要的。”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赵一凡进一步强调：“批评理论并非仅仅局限于西方人和西方文化，它也是一个波及东西方关系的复杂问题。是一个需要双方开展对话与交流的课题。” 研讨会主要围绕后现代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全球化”与民族性、詹姆逊专题研究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詹姆逊教授作了《文化与金融资本》的发言。他指出，在冷战结束之后，全球的对抗已经淡化，列宁所预言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殖民主义和全球化；因此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对策也要为之嬗变。美国匹兹堡大学的乔纳·阿拉克教授（Jonathan Arac）在他题为《文化逻辑时代的批评作用》的发言中指出，学者与批评家应该以新的眼光看待传统上“过度经典化”的作品，学者与批评家在当代批评领域和维持社会价值应起的作用中任重道远。他以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为例对传统的批评观念提出了质疑：人们普遍认为《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一部“地地道道的美国式小说”，对种族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然而他认为，这部小说充满了美国种族主义的观点，因为小说的每一页都使用了爆炸性词语“黑鬼”，该作品作为美国中学生课内必读书，引起美国黑人父母的抗议。他说，批评家们也应该向某些过度经典化宣战。著名美籍日裔学者、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三好将夫教授（Masao Miyoshi）作了《全球化经济中大学的作用》的发言，他对美国现在的大学教育制度在全球化经济中只图眼前实利而缺乏理想的教育机制提出了尖锐批评。美国圣克鲁兹加州大学的理查德·特迪曼教授（Richard Terdiman）发言为《审视时间：暂时的象征文化的政治》。他认为时间的概念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具有双重意义，詹姆逊在建构有关后现代主义批评理论时对时间的相互矛盾的概念尤为重视。美国拉格斯大学布鲁斯·罗宾斯（Bruce Robbins）教授的《当代美国文化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发言对某些学者提出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表示质疑，他认为美国政府常常是打着国际主义的晃子来谋求自己的私利，它所谓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也具有很大的煽动性与欺骗性。 中国学者在会上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赵一凡在题为《东方主义的重新思考》的发言中对作为学者和帝国主义者的威妥玛进行了剖析，并以威妥玛在中国清朝的故事对美国爱德华·萨伊德教授的东方主义观点提出了批评。他指出萨伊德的东方主义更像阿拉伯主义，萨伊德的理论主要是针对中东、印度和一些非洲国家，很少提及中国和日本，而缺少这两个泱泱大国，萨伊德的东方主义宏大体系出现了漏洞与不完整；其次，萨伊德的理论强调西方霸权主题，萨伊德对西方的统治与文化征服谈得颇多，但是很少谈及被压迫民族的反抗以及西方学术界对此所提出的批评。北京大学周小仪博士和香港大学童庆生博士做了《主体的消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言。他们认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当代中国文学以及当代中国文化政策制定的影响巨大，但我们对它的理论意义以及它在文学理论发展中的地位的认识却很不够。他们对《讲话》的两个不同版本（1943、1953）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毛泽东对于“人性论”的批判以及对文学的人民性、群众性的强调不仅预示了中国当代文学中“新人”形象（工农兵）的出现，而且从理论上宣告了个人主义和表现主义在文艺领域的终结。这种与自由人文主义对立的思想，与当代西方60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和阿尔都塞学派理论家关于先验主体消亡的社会意识形态构成的大讨论是一致的。正是从这一视角，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先锋性以及深刻而丰富的理论蕴含。 中国学者还特别就西方现当代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王逢振研究员在他的《全球化对中国化的影响》中提出：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和资本运作在高科技时代的发展，它已经影响到文化的各个领域，中国文化也面临着这种威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调整我们的文化策略，以辩证的态度适应这种趋势。湖南师大宁一中博士作了《全球化与严肃文学的命运》的发言，他认为全球化时代到来，更多地依赖新的电子设备与技术而疏忽了书本，人们对严肃文学的兴趣会自然地转向流行文学与音乐等，全球化对严肃文学来说无疑是一次挑战。湖南师大外语学院蒋洪新博士就《后现代主义和中国的文化策略》发表看法，他认为近年后现代主义对中国思想界和文艺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当代某些作家和个别艺术家对西方后现代主义不做辩证地分析，盲目崇拜和模仿，并出现了一些对我国的文化传统乱加否定的作品，而评论界对此视而不见，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省。华中师范大学陆扬博士和美国华裔学者纽约大学林小平博士分别就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对中国当代诗歌创作产生的影响、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对中国画坛的影响作了分析。旅美华裔学者、美国卡尔敦学院亚洲语言文学系主任赵启光博士则深刻挖掘了“龙”的象征意义，指出中国文化中对龙的崇拜与中国人的集体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相关，而西方文化中戮龙思想是与他们宏扬个人主义的精神相联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