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柯的时代盛行以笛卡儿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思潮,在其影响下,现代思想家们试图把自己的一整套价值观念运用于传统,并以现代理性这块“千锤百炼的真理的试金石”为武器来鞭挞他自己时代以外的其他一切文化。他们认为,只有哲学家才能对如何学习和理解传统真正了然于心,因为“哲学家使人类心灵的真正规律成为重要研究对象并对其进行分类,他们谙知如何恰切地置身于这个世界最久远的年代”①。他们视诗歌为无理性,将其与哲学相对立,并坚持认为,只有理性本身才指向更崇高、更高贵的东西,因此他们主张废黜荷马,因为荷马生活在蒙昧无知的年代,而且作为“诗人的君王”,荷马的美德和品质看起来并非完美无缺和永恒不变。在这种背景下维柯寻找“真正的荷马”不仅是他对理性主义思潮作出的深入回应,也是他试图解决诗歌与哲学的意义与价值,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的“密匙”。 一、什么是“真正的荷马”? 克罗齐指出,虽然维柯对荷马史诗中所描绘的那些习俗的分析不准确之处俯首可拾,而且从总体上看又过分夸张和片面,但这个分析作为一个整体却是巨大的进步并开辟了荷马批评的新方向;而且荷马评论中的这种新转变,不仅给古代文学史,甚至对阐释那些书面档案不可靠的历史时期,带来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②维柯自己也称,他超拔于前人的地方就在于他揭示出“正是人类推理能力的欠缺才产生了崇高的诗”③的事实,这使得他之前谈过有关“诗之起源”问题的人,例如,哲学家——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直到近代意大利帕特里齐,语文学家和评论家——包括斯卡理格和卡斯特尔维特罗都大谬不然。在他看来,“那些陈旧的、‘被柏拉图抛出、被亚里士多德肯定的’原则都是武断和偏见,他们把具有诗的理性的作家引入歧途。甚至像帕特里齐这样庄重的哲学家和其他一些哲学家‘关于歌和诗起源的一些说法都是毫无意义的’,都是他‘不好意思提及的’”④。维柯指出,关于诗的新原则不只是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直至我们的卡斯泰尔韦特罗的不同,而是截然相反,这些新原则是想象的原则,由此人类找到了自己最初的语言——诗,在《自传》中,维柯就曾夸耀自己早已发现了那些“希腊人、拉丁人和其他民族关于诗的一直相信的原则之上的神话的原则”⑤。克罗齐称维柯不仅是事实上的革命者,而且作为革命者,他对此有着充分的意识,他知道反对在他之前的所有的诗的理论,并以他自己探索的关于诗的新原则“推翻了首先由柏拉图提出、尔后又由亚里士多德直至我们的帕特里齐、斯卡利里、卡斯泰尔韦特罗提出的所有的诗的起源之说,确定了卓越的诗是由于人类推理的缺乏而产生的说法”⑥。在《新科学》中这种观点变得更为明确,维柯批评说:“他们都根据亚里士多德的一些原则去推论,好像创造语言的各民族都须先向亚里士多德请教!”⑦受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自柏拉图至17世纪以来的哲学家和批评家们一直有一个共识,即:他们都认为荷马是拥有深奥的智慧、神圣的道德感以及关于伟大艺术和科学的最重要的知识这样一些才能的人。事实上,虽然荷马史诗描绘的都是伟大的君主、优秀的统帅,所有民政、军事和家庭美德的光辉典范这样一些高贵的英雄,但问题是,以阿喀琉斯为代表的这些英雄却被描述为充满激情、暴烈、固执、感情用事,既受慷慨大方的冲动驱使,又受野蛮的义愤驱使,对此,柏拉图以及后来的许多人都感到荷马描绘的其实是一个非道德的世界。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抱怨说,荷马让英雄情感脆弱,遇事恸哭,又不善于自我控制,常“狂笑”,而且还贪财,这些怎么能用于教导青少年?通通应当删去。⑧在维柯看来,如果想要驱散对荷马英雄们的这种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除了把这个残忍的阿喀琉斯的形象与希腊英雄的光辉形象相对比之外,别无他法。维柯在《新科学》中开始直接思考荷马问题,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他却从中发现了打开人类历史大门的钥匙,事实上,正是由于发现了真正的荷马,才导致维柯发现了《新科学》中所提出的各民族共同本性的新原则。⑨他说:“凭他构思出的某些神话学原则,他赋予了这些诗歌(《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一种不同于迄今所具有的面貌,证明了这位诗人在处理这两种题材时多么明智地把两组希腊故事编织在一起,一组属于渺茫难稽的时代,另一组属于英雄时代。”⑩几年后维柯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思想,他说:“在这部著作里,维柯终于充分认识到他先前著作中提及的那种原则,即他前此还只是生吞活剥、一知半解的原则……[维柯发明的这门新科学是]用一种新的批判方法,从诸民族创始人所创建的一些民间传统故事中,耙梳出该民族创建过程的真相。”(11)在这个意义上,荷马与其说是发现《新科学》的结果,不如说是原因。 即使对文明社会的普通人来说,心灵与感觉也已完全分离,他们的心灵已被书写技艺变得敏锐,已经习惯于自由地运用抽象术语,因而要想领略原始人混沌的幻想非常困难。在维柯看来,原始人的心灵不是抽象的、精确的或精神的,而是沉溺于感觉之中,被激情弄迟钝了,被躯体所掩盖,他们只能凭借想象、幻想和情欲来感知和认识周围事物,荷马史诗就是当时的人们这种思维和认识方式的真实呈现。他说,荷马对英雄性格的贴切表达是后来擅长哲学和诗学的批评家们所无法达到和理解的,因为荷马史诗中的英雄性格不是受过任何一种哲学驯服和教化的心灵的性格,因此荷马所描绘的那些可供老婆婆们哄小孩用的生活和故事使我们很难把玄奥智慧归于荷马。但为何荷马采用了他那个时代的所有希腊方言?为何许多希腊城市都争着宣称荷马是属于他们的公民?维柯说,这是因为“真正的荷马”就是英雄时代整个希腊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以其所知的唯一方式创建了人类早期文明,后来随着哲学的缓慢发展,人们逐渐丢弃早先诗歌的天然幻想,后来的希腊人必定对原初的荷马史诗进行窜改和修正,并采用寓喻解释,以使之更易于被当时的人接受。卡西尔指出:“在希腊文化的历史上,我们发现有一个时期,旧的诸神——荷马和赫西俄德的诸神开始消亡。关于这些神的流行概念受到激烈的攻击。一种由个别的人们所形成的新的宗教理想产生了。伟大的诗人和伟大的思想家们——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德斯、色诺芬尼、赫拉克利特、阿那克萨哥拉——创造了各种新的智慧和道德标准。根据这种标准来衡量,荷马的诸神就丧失了他们的权威。它们的拟人特征被清楚地识别出来并且受到严厉的批评。”(12)总之,通过荷马史诗这个流传到我们手中的最为古老的诗歌作品作为证据,维柯断言,早期人类历史的真实特性是这样:是诗人而非哲人,他们运用想象力而非理性书写了第一部人类历史。因此作为诗人,荷马和他的史诗一起在人类历史上占据着一个特别显赫的位置。 二、为什么“寻找真正的荷马”? 在维柯看来,“荷马”是我们能够达到的人类各种制度的最初起源,如果想找其它更早的起源,那纯属好奇心,这是界定最初原则的特性,而说明事物最初原则产生的方式,也就说明了事物本性。“真正的荷马”就是人类文明的奠基者,他们通过创造神话创建了人类社会,并在神话所提供的幻想形式中逐渐理解了自己的社会需要,并凭借神话所奠定的制度来规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因此,我们如果能正确理解荷马,就可能对自身及其发展有一个较为正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