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globalization ）业已成为当代文化批评的基本现实条件或语境。一方面，所谓“后冷战”时期的市场化、消费化文化潮流已全盘进入批评视野。另一方面，理论的旅行、批评家的旅行使任何区域性的批评都带上了全球性的色彩。当下流行的说法“与国际接轨”，也许并不直接指文化批评领域，但却恰如其分地描绘了九十年代中期的“新状态”。八九年对中国文化界而言是一个重要转折点。“文化热”主要特点是对政治的强烈关怀；而九十年代以来，政治话题淡出，市场化引发的许多问题，日益成为批评的焦点。历史的转折同时也是全球性的。前苏联东欧崩溃；“冷战”的两极对峙局面结束；区域性、民族与文化的争端渐渐主导世界风云；技术革命的“信息高速公路”、电脑联网给人类生存方式制造着新的震撼。 在社会与文化急剧的、全球性的转型时期，文化批评本身也处在转型之中。寻求不同的选择成为批评的当务之急。选择首先是概念上或“话语”上的。历史延续下来的批评概念和思维方式已被解构。而全球化潮流已经形成、正在形成新的文化现象，就象一个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巨大引力场一样，将包括文化批评、人文思考、学术研究在内的一切文化活动，纳入其轨道。 全球化文化想象的灿烂辉煌中蕴含着哪些矛盾、对立与危机？提供了哪些挑战与机遇？ 中国九十年代的文化批评，不得不对这些问题作出回应并提出自己的不同选择。对此可从三方面来看。首先，全球化文化想象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什么图景？再者，中国文化批评者们提出了什么疑问和方案？最后，海外关于中国文化批评的评论和批评，与全球化文化现象的关系如何？总体说来，全球化文化想象为我们绘制的，是一幅“意识形态终结”（丹尼尔·贝尔）、“历史终结”（福山）“文化冲突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冲突”（亨廷顿）的“世界新秩序”地图。在这个新秩序中，尽管有种种“悖论”（如全球市场一体化与文化、民族、性别、宗教的非中心、多元分离、差异和零散化之间的悖论），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是不容质疑的，即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全球胜利这一前提。全球化文化现象主要是由西方（特别是美国）制作的，其内容非常复杂多元（我们切莫忘记“多元”、“差异”恰恰是这一“后现代”的时代精神）。中国当代文化批评的倾向也是非常复杂和多元的。这不仅仅是针对全球文化现象的多元而已，中国现代化道路本身的复杂性，特别是近十几、廿几年以来历史发展的复杂过程，就决定了当代文化批评的错综复杂。至于“海外”批评，由于介乎于西方与中国之间，所表现的种种观点和立场很耐人寻味，为把握当代批评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当然，所谓“海外”的批评，近年来与“国内”的批评相互影响、渗透和互动、互补，已形成难以分割的密切联系。 当代中国文化批评的倾向稍讲细一些，可以分成对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关怀倍至的“国学”派；对理想主义、人文精神的失落而倍感忧虑的“人文精神”派；以及对西方种种“现代性”、“启蒙”话语和文化霸权在当代中国的影响与作用持批判态度的“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派。这里指的是近年来比较活跃、引人注目和引起许多争端的批评倾向。有些倾向加上了区域性特点，如讲人文精神的主要是上海的中青年学者，讲“后殖民主义”的主要是北京的一批学者等，其观点颇有些针锋相对，争论相当激烈。 关于“国学”派，是极难说清楚的。这里面有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的一批学者，而他们与“儒学复兴”、“新儒学”、“东亚模式”等倾向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而真正主张“国学”和“学术史”研究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又主要强调“超越”和“终极关怀”，主张“学术独立”，对中国现代化道路上学术的政治性、“世俗关怀”和“激进主义”等，持批判态度。从逻辑上讲，这批学者对商品化、消费主义和俗文化的崛起是基本上否定的，原则上对精英文化是维护的。但他们好象不太积极参与当前关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理想主义与媚俗的争论。政治上这批学者偏向于“自由主义”，但并不直接干预当代政治生活。海外批评对这批学者讲得很少，褒多于贬。他们与全球化文化想象的关系如何？由于是搞“国学”的，可以心安理得地不讲“西学”，保持与一切“西学”、“西化”、“全球化”有关话题的距离。然而“国学”无论多么复杂而神秘、超越而独立，与全球化文化想象的断然分离只不过是一个神话，而且基本上是全球化文化想象所制造的一个主要神话，即关于民族文化的多元、分离、差异的神话。 相比之下，讲“人文精神失落”的上海学者们，其观点、立场要鲜明的多。他们也讲“超越”，也讲“终极关怀”，更大讲特讲“人文精神”和“理想主义”。不过，他们更为关心和忧虑的，是人文精神在当代社会的“失落”。“人文精神”也许是十分难以界定其内涵的象征性、隐喻式、“诗化”的概念。但作为一种理想和道德伦理、人类公正与正义的价值体系，在当代中国的“失落”和“遮蔽”，却是不争的事实。上海的学者们表现出对全球化文化想象所掩盖的社会不公正、道德理想沦丧的现实的清醒与严峻的批评。在另一层意义上，上海学者们又体现了一种理论上的自省意识。“人文精神”可不可以看作现有和延续的概念和思维方式？将其“失落”作为焦点问题，是否表现出寻求不同选择的急切？无论如何，上海学者们对全球化文化现象所掩盖的种种“失落”的严肃批判，体现着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海外对“人文精神”派的看法却比较混乱。对于他们提倡“超越”和“终极价值的内心需要”等等，海外批评认为较能反映“自由知识分子”在“市民社会”里的活跃。但由于这些学者不顾所谓“官方”、“非官方”、“市民社会”与“国家政权”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亦引起海外某些批评者的不满，认为“人文精神”派学者具有某种“与官方合谋”的“保守主义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