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南铁：新年刚过，今天邀大家来这里，主要是想一起聊聊关于当前文化的思考，聊聊现阶段知识分子如何承担起文化守护的职责。 尽管前些年谈文化谈得有些“发腻”，但这并不表明文化的话题已经过时，已经失去了时代的意义。事实上，文化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在社会转型期尤显得突出。我想，怎样做一个文化守护者，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化守护，是当下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话题。这里提“守护”显然是想与过去的“守望”区别开来，正确界定“守护”的内涵对文化建设来说是件有意义的事。 刘斯奋：我们应当谈谈知识分子责任问题。我写《白门柳》涉及的正是这一命题，在明末清初，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阶层更关注的是民族文化的命运，而不是改朝换代，他们反清复明的深层目的是守护传统文化，保持传统文化在异族入侵中的承传。陈寅恪们面临的也是这样的问题。 守护有不同，一种是盲目的；一种是通过革新以达到守护目的。前一段不少人谈“守望”，谈“边缘”，还有盛行一时的国学热，但其中不少是凑热闹，赶时髦，并没有深入探究。我们谈“守护”理当结合目前的文化现状，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这对明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有利的。 金岱 我们今天的守护是在西方高位文化之下的守护。中华文化从原来的高位文化到近现代的低位文化，是一个退位。因此，明末清初那群知识分子与今天的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他们那时是处于高位文化，面对少数民族（满族）的低位文化，而我们的现在处在低位文化，面对的是西方高位文化，这一点必须弄清楚。 刘斯奋：高位文化具有强大力量。在中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时间加起来未超过汉族统治的时间，但由于汉文化是高位文化，因此尽管少数民族政治上统治了中国，但文化上却无一不被汉文化的所改造；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侵入，中国文化由高位退到低位。国人的一条辫子，洋人也没有叫你割去，但自己就把它剪了。西装也一样并没人强迫，我们却纷纷穿上了。 刘斯翰：我看不全是这么一个原因，这里也有个变的必然。就如服装，清朝统治几百年之后，一朝改朝换代，服装自然是要变的，但总不能又回复到明朝那样吧？因此，洋人的西服便乘虚而入了。 陈寅恪作为一名传统知识分子，一直视儒家的东西为中华文化的正统，但那时儒家宗法在西方文化的进逼下再也难以维持了，因此他很悲观。他提出知识分子应该是文化的守望者，那时确实是跳出了当时的局限的。但西方文化是随着洋人的坚船利炮打进来的，在被打蒙了之后，当时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当然未免流于简单化。精神文化可以分两块，一块随物质文化推动，一块则可能跨越物质。比如孔子、老子等人的观念之所以对我们今天仍有其意义，就是因为观念文明的东西跨越了物质发展的阶段。因此，如果认为物质文明发展了，旧有的观念就要否定，那是不对的。 李明华：关于知识分子。前几年谈得很多的是人文精神，但我想换个说法谈谈“文人精神”。我所谈的文人精神并不等同过去的士大夫精神。关于这，我是有感而言。有一次访问新加坡某国立大学，在一个会议上，访问团有一个成员问：美国认为新加坡是一个极权政府，你们怎样看这个问题？他的话捅了“马蜂窝”，几乎所有在场的新加坡教授群起而攻之，否认极权政府的说法。我一直想，这些知识分子为什么这么激动，这么竭力维护政府？也许因为新加坡知识分子的待遇很好，他们享受公务员待遇。这种情况有利有弊。有利的是知识分子丰衣足食，可以一心致力于学术研究；不利的则是消磨了他们的批判性。知识分子的巨大作用就是提出批判，以利于建设，丧失了这一点，其价值不免大打折扣，对政府本身并不利。法国则是一个相反的例子，它一直有意不让知识分子的地位太高，不让他们的生活太舒适，这就使得法国的知识分子始终保持一种批判意识。 前几天我到长沙的岳麓书院，强烈感受到它的一个传统：不只是读书，而且非常关心社会。从宋朝以来，朱熹、王阳明、王船山、左宗棠、曾国藩，一直到杨昌济、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等，都有着这么一种精神。元兵推进到湖南时，书院的学子全体出动参加抵御，正是这一种精神的体现。明末清初知识分子群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文人精神”的代表，他们那种强烈的职责精神，应该保留下来。 前不久哈佛大学燕京学院教授杜维明先生到广州社科院座谈，他提到“公众知识分子”一词，认为公众知识分子的范围较知识分子更广，公众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是关心社会。我们谈的文人精神，应该就是这种公众知识分子所具备的精神。 徐南铁：西方社会认为，在政府、在企业都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这与我们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有所不同。我们常常在不自觉中以职业来划分知识分子，似乎知识分子就是学术机构中的坐而论道者。这种划分法无形中助长了不以自己的学识参与社会文化建设的倾向。事实上，我们的不少“学人”研究学问只不过一种饭碗意识使然，与社会有很大疏离感。所谓公众知识分子，我的理解就是积极参与社会现实、关心公众事务的知识分子。从这个意义出发，我觉得我们要讨论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就有必要对知识分子的涵义重新界定。这种新界定是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背景下确立的。 李明华：精神文明的发展与物质文明的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有规律可寻的。精神文明的发展有时脱出了物质发展的束缚，比如德国狂飙突进运动，德国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取得了同时期欧洲哲学上的最大成就，法国的知识分子把法国知识分子行动的热情用于思考了。当然，归根结底，经济的因素是决定性的。因此，我现在关心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刚刚从贫穷中走出来，到底能不能抵制物质的诱惑，抵制浮躁情绪，实现人文关怀。当一个人被物欲所湮没的时候，他便没有了批判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