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承认，无论是作为一个学科的知识生产、学理建构，还是作为一种理论的观念表征和方向选择，今天的文艺研究都处在新媒体语境延伸的“理论半径”上，由此引发的中国文艺学理论转向及其内涵转型已经开启了自己的历史性征程。然而，就目前情况看，人们很少从这个角度进行思考，全面、深入和有创见的研究更是不多。在新世纪已进入第二个10年的时候，在新媒体对文学、文艺乃至日常生活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我们有必要也有责任研讨新媒体与文艺学转向的关系。 一 媒介革命与文艺学版图的重新勘定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媒介的迅速崛起，已悄然置换了新媒体时代的文艺背景，并以观念裂变的方式直接渗进文艺理论的“肌肤”，促使人们认真审视媒介革命下文学艺术变迁的新现实，以重新勘定文艺学的学科版图。尽管新媒体带来的冲击是融合在整个文化环境之中，并与其他文化门类共同起作用的，但数字传媒的强劲推力无疑是当今文艺学版图发生改变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数字媒体进入文艺学的理论前沿，首先是从文艺生产的实践现场找到自己的观念入口的。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伊始，互联网开始接纳大众“准文学”的写作，此后，网络文学、手机短信创作、数字化艺术借助媒介革命的强劲推力，以自身的文艺在场性和文化新锐性，迅速成为撬动文艺变局的最大杠杆。最新的互联网统计报告表明，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网民数量已增至5.6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2.1％。手机网民规模达4.2亿，成为迅速壮大的移动互联网终端。还有3.53亿的博客/个人空间用户，3.09亿的微博用户，2.51亿的社交网站用户，以及3.31亿的网络游戏用户，家庭接入网络比例超九成，手机微博用户近三分之一。可见，网络媒体对我国的社会族群已经形成全方位覆盖。①另有研究表明，我国网络文学的用户达2.33亿人，“各种文体注册作者2000万人，签约作家200万人，文学网站及移动平台日浏览量超过10亿人次，在线作品日更新达2亿字节”②。这样庞大的写作阵营、读者群体和恒河沙数般的原创作品存量，给中国文坛带来了活力，也改变了文学发展的总体格局，实现了对文艺学版图的调整乃至重构——在消费文化、新型媒体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传统文学所受关注度和产生的影响力大不如前，而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新媒体文学却风生水起，以技术化的生产流程、无远弗届的市场覆盖和广泛的阅读受众，一面与传统的精英书写分庭抗礼，一面与产业商贾互动双赢。新媒体文学强劲的生产体制、传播机制和文化延伸力，使它在当今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成为颇具活力的重要一翼。可以预测，小荷初露的新媒体文艺还将继续快速稳步发展，如芬兰数字文学专家考斯基马所说：“数字化或直接或间接地几乎强烈触及了文学的全部领域。不过，这仅仅是个开始，就目前具有过渡性质的情况而言，已经可以形成关于文学未来的足以使人惊讶的预言和推测”③。 新媒体及其文学艺术的异军突起，在实践上创造了不一样的文学形态，在理论上向传统的文艺观念提出了挑战，加速了传统文艺学版图的扩容、越界等结构性变化。当传统理论所依赖的文化场域发生背景置换，当其昔日所依存的逻各斯理论原点随着其映照的对象世界的改变而改变，当“正统的文化理论没有致力于解决那些足够敏锐的问题”④，或者，当“关于文学的基本预设、阅读方式以及价值判断标准等受到了挑战”⑤，此时，如丹尼尔·伯斯坦所形容的“数字比特和字节就是用来雕刻一个崭新的世界新秩序的凿子”⑥，我们应切入新媒体文艺现场去理性地回应现实的变化，以通变的心态审视文艺观念面临的危机与焦虑，重新勘定文艺理论的范围和文艺学的版图。今日中国的文学创作活跃而多样，文论研究亦呈新旧交织、多元并存之态。传统的执笔书写、书刊发表、纸介阅读的文化生产、传播、欣赏体制仍然普遍存在；千年积淀的文论传统，以及外来(包括马列文论和其他外来文论资源)理论观念的横向移植与渗透所形成的文学理论范式，依然居于我国文艺学学科体系的主导地位。作为一种历史性的理论存在，它们中的许多学理逻辑已经构成任何理论嬗变的观念背景和参照依据，应该得到传承与发展。毋庸讳言，我们的文艺理论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开放性、差异化、跨学科研究的语境，数字化新媒体就是这一语境“移居赛博空间”的结果。就在人们还在争议是“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还是“回应现实综合创新”的时候，新媒体文艺生产已开始用自己的话语实践向传统文艺学的理论范畴提出质疑，向既有的学科规制发起挑战，又在新的理论构型中创生出特定的知识系统和阐释空间，让媒介革命成为文艺理论对传统的告别和面向新生的开启。这种告别和开启、跨界与扩容、消解与建构不是理论研究的心血来潮，而是“数字化生存”限定的理论重建，是后信息时代的数字媒介、虚拟现实、赛博空间和媒体产业市场对文艺理论空间的渗透与生成。恰如约斯·德·穆尔在论证“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问题时所说：“赛博空间不仅是——甚至在首要意义上不仅是——超越人类生命发生于其间的地理空间或历史空间的一种新的体验维度，而且也是进入几乎与我们日常生活所有方面都有关的五花八门的迷宫式的关联域”。⑦赛博空间与文艺知识生产、理论图景和学理容量、学科边界之间的“迷宫式关联”，正是我们考量数字媒介变革之于文艺学版图勘定的制衡要素。文艺学如何解决新旧媒体转换所带来的理论困惑，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当前文艺理论变局的深度把握。这里有三重变化正试图改写我国文艺学的原有版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