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历史”成为文艺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的“题材”对象，成为拓展艺术思维的一个深广空间，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长篇小说与长篇电视剧的体裁上。可以说，数量可观的“历史题材”作品构成了近期文艺创作繁荣局面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艺术目光向“历史”的投射，人们要从历史中追寻什么，一串串的历史故事与历史人物对艺术创作意味着什么，历史存在与艺术创作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繁荣的同时，也向人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理论思考，也许不是多余的。 很显然，历史是我们先人走过的历程，也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一份遗产。但是，这历程与遗产除了留在文字记载的史籍典章及地下发掘的遗迹中之外，在时空中已经消逝得无影无踪，至于先辈们的音容举止，更是与时俱逝。几堆白骨、几块陶片、几行文字，还有那风雨剥蚀的残垣断壁，显示了当年的风云际会与喜怒哀乐，昭示着先人们曾经的生活。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尤其是影视历史剧的“拟真”拍摄，可以说都是以艺术的方式使消逝了的时空与人物通过文字、舞台、屏幕得以“复现”，都是对历史的一种具象化叙述，尤其是那些以历史上实有的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的作品，更是如此。当然，这种历史叙述并不完全等同于历史学家的历史叙述，而是对历史的一种艺术叙述，它包含着艺术想象。因此，如何处理好历史事实与艺术想象的关系，就成为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处理好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地认识“历史”与“艺术”的关系，对于历史剧来说，也就是正确理解“历史”与“剧”的关系。 历史是曾经发生过的“存在”，是一种不以后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而历史剧是对历史的一种叙述，是以史实为依据的艺术创造。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历史存在是第一性的，而对于它的叙述是第二性的。如果说对历史的叙述存在着“史学”叙述与“文学”叙述之分，那么，无论哪一种叙述，都不能不是源于历史“本体”——原本的、客观的存在。历史剧是依赖于历史存在而创作的，没有历史，也就无所谓“历史剧”。这就使“历史剧”、“历史演义”文学先天地受到“历史事实”、“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即“历史”的制约，它不可能超越历史的客观性与历史条件的可能性而天马行空地“想落天外”，相反，艺术想象的“天马”始终受到历史之缰的牵制，只能是历史的客观规定性与可能性中的艺术创造。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必须把历史当作“历史”来对待，必须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创作，而不能把历史当作一块可以随意揉捏的“橡皮泥”、当作一个可以随意打扮的“灰姑娘”而在“历史”的面目上胡涂乱抹，以至于把历史的基本史实搞得面目全非。事实上，历史有它本来的规定性，有它自身的价值逻辑与发展规律，即，有它自己的“尊严”。如果蔑视了、忽视了历史老人的“尊严”，就可能对历史构成“伤害”，就可能以意为之，甚至不惜歪曲、杜撰、编造“历史”，以假乱真、以逞快意，而离“历史”已经很远了。历史剧离“历史”而去，失去的不仅仅是历史，更重要的是历史本身所蕴含的历史内容与文化含意。因此，不尊重历史的结果是被历史所抛弃。 所谓“历史剧”、“历史小说”，就是“历史”在“剧”或“小说”中的一种存在，是“历史”与“艺术”、“史”与“诗”的两种内在规定性的和谐统一。严格说来，史学与文学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它们的相通之处恰恰在于对“真”的共同追求，只不过史学是通过对史料的考证、考据的科学方法叙述历史上曾“有过”的“本来”的真实存在，而艺术家则是建立在对“已有”的、“本来”的历史存在的感受上通过艺术的想象方式复现历史的真实形态，所以“历史”与“艺术”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艺术家与史学家也不存在根本对立，相反，倒有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之处，此所谓“文本同而末异”。因此，真正的艺术想象功能并不是悖离历史真实的一种途径，相反，它是通过艺术方式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的一种途径，虽然这里的“真实”也许未必就是历史上曾“有”的史实，但它却应当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历史环境中及人物性格基础上完全可能“发生”的。所以，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名著《诗学》中说过，历史学家“描述已发生的事”，而诗人则“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所谓可能发生的事，不是超历史和无条件的，不是对“历史”的悖离，而只能是当时历史情境中“可能发生的事”，是“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这“可然律或必然律”就包含和体现了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的要求。因而历史剧的创作，只能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在不构成歪曲历史本来面目的前提下，可以有艺术的想象和虚构，通过合情合理的、真实可信的、合乎于历史环境、历史规律及人物性格内含的艺术想象达到对历史真实的再现与人物性格的表现，也就是说，艺术虚构与想象必须是符合于历史规律、历史可能性的虚构和想象，只能首先尊重历史，才能实现对历史的审美观照，只有历史主义的态度，才能完成对历史的审美把握。这就不难理解亚里士多德为什么强调指出“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受到严肃的对待。”在亚氏那里，“写诗”是对“艺术创作”的指称，那么，对于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活动来说，其艺术态度的严肃性，即，“更受到严肃的对待”就更是不言而喻的。近年来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的繁荣，出现了许多有一定历史内容含量的优秀作品，如历史小说《少年天子》、《金瓯缺》、《大渡魂》、《戊戍喋血记》、《曾国藩》、《白门柳》、《雍正皇帝》等等，影视历史剧如《三国演义》、《武则天》、《东周列国》、《商鞅》、《红河谷》等等，这些作品以艺术方式展示了某一段历史的真实形态，创造出了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了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中尊重历史规律、尊重艺术规律的主流倾向，表现了文学家、艺术家在新的历史时代对历史的反思与解读、发掘与阐释的探索。同时，也应当看到在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中，也存在着一种“调侃”、“游戏”历史的倾向，存在着把历史仅仅作为“玩偶”而“取乐”的对历史不负责任的创作态度，或是抱着以杜撰与捏造史实为“创新”的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目的，或是抱着完全把历史作为一种文化消费而极尽搜奇猎僻的目的，把严肃的、甚至是严酷的历史存在游戏化，使历史题材完全丧失了应有的“历史性”，使历史规律与历史内容的价值在游戏化中被解构一空，很显然，这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创作”倾向，它不仅表现了对历史的不负责任，而且表现了对艺术的不负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