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文论状况及修辞论批评

——兼谈中国形象诗学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学人档案王一川,男,汉族,1959年1月生于四川沐川。十五岁时做代课教师,先后在小学和中学“充数”,当过下乡知青。喜欢文学,好不容易赶上高考机遇,一心只想学文学,先后在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还去牛津大学做了博士后研究。学历算凑全了,却至今未见有创作天赋(学不来),故只能静心做文学研究及教学。从1984年9月起至今任教于北师大文艺理论教研室。不愿做远离具体文学实践或因循守旧的“学院派”,而希望能保持对于文学实际的敏感、追求独特的学术个性。于是有自己一再的理论变化:80年代前期关注审美体验问题;后期进展到体验美学;在牛津于而立之年经历“语言论震惊”和“修辞论转向”;90年代开始沿“修辞论美学”思路考察“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中期考虑文化阐释与审美阐释的双重阐释之路,有“中国形象诗学”研究;现正从中国现代学角度思考中国现代性文学的审美特征,认为这直接关系到如何评价20世纪文学的总体成就,是当前理论与批语界共同的前沿问题。主要著述有:《意义的瞬间生成》(山东文艺出版社1988年)、《审美体验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语言的胜境》(海南出版社1993年)、《语言乌托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修辞论美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通向本文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和《中国形象诗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等。自感成果微薄,个人识见及能力有限,现在没有资格回顾或驻足,所以只能不停顿地奋力摸索着向前。

原文出处:
山花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8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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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不少人有种感觉:文学理论在当前失去了80年代曾有过的那种魅力,变得不吸引人了,好多作家和读者也都不大看理论书籍了。你是做文学理论和文艺美学理论研究的,你怎么看?

      □:你说的这种“感觉”有一定道理,不过,并不全面,我还要说的是,有些东西可能被这种看似有理的“感觉”弄迷糊了,让人看不清楚了。这是需要加以辨别的。要理清这个问题,首先要看看理论在80年代的状况,然后再加以对比性说明。理论在80年代确实辉煌过,而且是一种“超常的辉煌”,这当然不是就其成果而言,而是就其声势和吸引力来说的。在那个“思想解放”的年代,一切都需要“拨乱反正”,理论自然就被寄予厚望,成了“拨乱反正”的主导,扮演起文学界的“先锋”角色。人们要寻求文学创作的突破,或对新突破加以合理化阐释,都需要求助于理论的突破,或者与理论的突破一道前进。这样一个事实很能说明问题:不少作家、诗人都大量“消耗”新理论书,尤其是新译介的外国理论书。所以,在80年代文学界,人们是“格外”崇高理论的,尤其相信理论的超常魅力。但是,到了90年代,原来那么具有魅力的理论为什么突然间变得不那么吸引人、甚至那么不吸引人了?

      △:你的意思是理论一度被抬举得高了?

      □:是的。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由于当时种种条件的作用,都难免对理论作了不切实际的想象、构想和理解。可以从这两方面看:一是犯有“理论至上”或“理论万能”的偏颇,即简单地割裂理论与批评的关系(这与“苏联模式”的影响有关),片面相信理论先于并高于批评,总是要用理论去指导创作和批评,而现在看来,真正的理论应来自批评、与批评难以分割:二是带有浓厚的“本质主义”倾向,这就是相信本质先于现象,本质是理论思考的起点和中心,只要本质清楚了,其它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如构想文学理论体系总是先论证文学的本质再谈内容与形式、主题与题材等,而现在看来这是过于绝对化了。正是人们心中固有的“理论至上”和“本质主义”信仰为理论穿上一件神奇的外衣,使得它显得比自身更有魅力,从而制造了一种“理论神话”。我用“理论神话”的意思是说,理论被我们自己打扮得太神奇、太有权威了,以致超出了它本身可能具有的能力范围、或忘记了为它的能力划定某种界限。这个教训是必须认真反省的。我这样说不是要整个儿否定八十年代理论。其实那时的“理论神话”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并确实产生过有益的作用,而且人们的理论激情也是十分宝贵和令人怀念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更需要做的,不是热烈的缅怀而是冷静的反省,这对继续发展理论是必要的。

      △:你这样说好像有道理,但我想知道,如果说80年代的理论确实出现了你所说的“神话”式谬误,那么我更关心的是,90年代的理论到底怎么了?

      □:90年代的理论可以说是处在一种解构和重构同时交织进行的状态。对“理论神话”的解构是理论界已经和正在努力做的。这种解构状况的主要标志在于,人们大多自觉或不自觉地抛弃了八十年代那种“理论至上”和“本质主义”信仰(当然还有少数人仍不愿改变,但其影响已日渐衰微了),转而从事别的工作。这不妨概括为“三化”:一是理论的史化,大量学者由于认为目前在基本原理上已不可能有什么作为(这也与20世纪西方文论的“语言论转向”的影响有关),就干脆转向中外理论史研究,对既往理论得失加以总结,取得了许多成果;二是理论的批评化,人们感到抽象的理论构想已经丧失了灵性,不如走向具体批评,在批评中重振旗鼓,这显示了新的理论活力;三是理论的专题化,人们不再热衷于构想普遍适用的“堂皇理论”或“大理论”,而是专注于追究专门而细致的理论问题,这方面也有不少成果。

      △:听了你的描述,我算明白理论工作者们在做什么了,我想别的朋友也会由此对理论界现状有了一种新“感觉”。但是,我想知道:这样的理论现状还能使理论重新具有吸引力吗?

      □:如果你同意上述三方面说明,那么,你想必会承认,理论并没有像人们感觉的那样轻易退场,或者那样满足于自我解构,而是正在从事解构中的重构工作。也就是说,现在破灭的主要是理论的“神话”般幻觉,而不是理论本身。我认为,虽然“理论神话”破灭了,但理论的力量并没有消失。你所批评的当前理论缺乏吸引力的状况,诚然有道理,但应当看到,这一方面与理论界自身的素质有关,另一方面也应与创作界的理论素质关联起来,因为理论的发展并不只是理论界自己的事情,创作界也负有一份责任。我的意思是,不应当仅仅反思理论界,也应当同时反省创作界。

      △:你这样说有点新鲜,不过,仔细想来,又确有道理。那么,创作界该怎样参与理论建设呢?

      □:我觉得,一是要给理论界以时间,不能指望它一下子就能拿出新的且富有征服力的东西来;二是创作界的朋友本身也应当清理自己内心的“理论神话”残余,破除对理论的不适当的过分崇信,转而冷静地对待理论,重新认识它的角色,更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创作体验而建构新的理论。我说的这一点可能很关键:因为文学史告诉我们,很多新的理论其实往往来自于充满活力与个性的创造性作家,而不是那些故作高深的理论家。我说一句可能不大中听的话:不能只指责理论脱离创作,也应当看到创作疏远理论的情形。当理论已经脱尽“神话”外衣时,我们的一些作家却还在那里静待它的“神话”风采重新降临,以便由此获取创作灵感:当整个文学创作潮流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或转向时,一些人还在那里死抱住旧有信条写作,这些岂非咄咄怪事?当然,好在有的作家已经和正在那里积极地思考新的理论问题,并以他们的新作实际地证明了新的理论方向,或为新的理论的创生提供了可能性,从而激励理论家们去创造。因此,我乐观地相信,90年代理论界失去80年代那种吸引力固然令人遗憾,但更重要的是看到其正常的和积极的方面,看到宁静表面下隐伏的理论潜流。很可能,理论丧失的只是其“神话”般超常威力,而得到的却是新的活力。所以,我希望更多的作家和诗人朋友能一道来关心理论重构,甚至成为理论重构的先锋或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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