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四运动而至今日，我国的文艺理论还在为我国古代文论要不要实现现代转换进行讨论，为文艺理论界的“失语”感到焦虑，为80年代以来西方文论的大量引进而忧虑，这的确是略感遗憾的事。但历史无情，我们得承认，在我国的文艺理论进程中，理论的发展与建设，与其说是受到政治的干扰太大，不如说是思想观念与思维模式过于僵化。 这种思想观念与思维模式的僵化，主要表现就是常常的“一边倒”，往往陷入形而上学的方法论。 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如李大钊、陈独秀等，就往往把中西文化的差异看成是新旧时代的差异，中西文化的冲突就是新旧文化的冲突。这种观点就使新文化隐伏了向单一方向即倾向于西方文化发展的可能性。当时，接受先进思想的理论家几乎都从西方或经过日文译介西方的文艺理论。包括文学史的撰写模式也基本上以西方文艺理论作为参照。整个文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沿袭西方的。可以这么说，从五四至今，我们的文学研究基本上做的是一种“以西释中”的工作。郭绍虞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个例外，但以后却改了又改，力图与西方的接近。他对严羽的批判就使用了这种方法。五四运动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带来了新学与民主的精神，使中国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的创建道路，但它所具有的形而上学方法却未能克服。1949年建国后，我们文艺理论界“一边倒”现象越发严重，完全偏向于俄苏文艺理论。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波洛留勃夫的文学批评为至圣经典，照搬毕达柯夫、季靡非耶夫斯基的文学理论框架，为中国文艺理论模式。尽管50年代当时的文艺界领导人周扬曾提出要继承中国古典文艺理论遗产，要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但由于政治形势大势所制，这项工作并无多大进展。“文化大革命”时，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的思想方法被推至顶峰，一切都要推倒重来，文艺理论界顿时成为一片废墟。粉碎“四人帮”后，经过拨乱反正，文艺理论有所复苏。但正当我们还在做恢复工作时，随着对外开放思潮的兴起，西方文论通过译介大量涌入，填补了刚开禁后如饥似渴的理论空缺。由于对过去俄苏文艺理论尤其是政治化色彩太浓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艺理论的厌倦与反感，在一种逆反心理的支配下，文艺理论工作者尤其是经历不多的年青人，几乎是一致向“西”看。 这便是形而上学方法论导致的苦果。尽管我们现在对此已有所认识，并着手改变，但我们还应树立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走自己的路，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所谓走自己的路，就是要彻底改变过去那种“一边倒”的思想观念和思想方法，改变过去那种中西对立、体用二元、非此即彼的思想方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对外开放的大势出发，走“会通中西以求超胜”的道路。 在进行反思时，我们应防止的有如下三点： 一，不要无限度地夸大目前文艺理论界“西化”的状况，我们的文艺理论目前还是以社会主义文化为主体的理论，由于长期以来宣传与学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地位并未动摇。另外，中国古典文论的研究近20年来是取得了丰硕成果的。我们不要过分地责怪“引进”，而应该怪我们在“引进”之后没有“融会”，没有创新。 二，不要片面地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完全“失语”，一点儿也没有自己的理论与批评方法。别的不说，仅就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吸收与运用来说，在许多方面与80年代以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引进有一致之处，是可以会通的。此外，片面强调体系也恐不妥。因为体系的建立决非一朝一夕的事。体系建设是动态的过程，是开放的，什么时候也不可能有一个先决的理论体系存在。以体系完整为标准去衡量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是否成功是不符合实际的。就如现在以一个社会主义的先天模式来衡量我们正在进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一样，都是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的。 三，不要认为实现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就可以完全“得语”，更不可认为走自己的路，就只能是以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为基础来创建自己的理论话语。如果那样就又陷入一种形而上学。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只能在一种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上的创造性转换。现代转换还有一个时代精神问题。从语言学角度看，古代文论的不少概念、术语只能对应古代汉语，面对现代汉语文学，古代文论的某些概念、术语是失效的。现代转换固然需要术语、概念的创生，但更多地应着眼于中国古代文论的批评方法、批评文体与风格、批评的人文精神诸方面的创造性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