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代性与文学理论人文精神问题 文艺学是一门十足的新兴的学问，尚未成熟的学科，处在不断变化中的学科。这是一门既是科学的也应是充分的人文精神的学科。 我们在前面说到，现代性应是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更应是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造同时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这是从近百年来文学理论痛苦演变中凸现出来的一个思考。 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一个时期里，曾被当作终极真理，特别是马克思等人在这方面说过的话就是绝对真理，其他的文学理论流派都一一遭到批判、废除。这与社会激变的环境有关，不如此，它自身就难以存在下去，而且它受到的非难极多。这种思维方式大概是在这种环境下形成的。但是时间长了，一旦成了一种定型的思维方式，它就会向教条式的非此即彼的思想方式转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有关文艺的一些重大方面的论说，具有无可辩驳的科学性、指导性，有它的体系性，有的人极力反对，进行消解，也是枉然。但是也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只是就文学的一些重大方面、当时出现的一些理论问题以及过去的不少作家作出了阐述与评价，它们难以替代全部文学理论。文学理论中还有许许多多问题，被古人与今人探讨着，而且后来文学发展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们也难以涉足。我们发现，80年代传入我国的许多外国的文学理论学派所标榜的主张与独特见解，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所看不到的。就是在我国受到诟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不少问题上，如艺术生产、艺术与政治、艺术与意识形态的种种关系、大众文化、后现代主义批判等，与西方的艺术生产联系密切，针对性强，不少阐述也富有真知灼见。反观我国一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20年来，似乎未曾结合文艺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新的理论问题来，这是颇值得深思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要获得进展，就应合理地吸收其他学说，用以丰富自己，使自己的理论与新的文艺实践结合起来，讨论、阐述新问题，从而使自己永葆青春。 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要求排除一种思维、观念的终极真理性、绝对权威性。绝对权威、终极真理，说一不二、不准思索的思维方式，已经不合时宜，表现为逆现代潮流而动。人的思维、意识是多样的，它们各有价值。一种思维所提供的真理，只是真理长河中的一个浪花，它代表不了长河自身，更无法具体显示真理长河未来的曲折流荡。真理的长河，是由千条万条细流汇合而成的，它们的相互关系应是一种相互包容、相辅相成的对话关系，表现为多声合唱，而非同声齐唱，同声齐唱不适合于文学创造，是没有创造力的表现。历史、现实告诉人们，把一种意识视为永恒的真理，并要强制他人接受，顶礼膜拜，这实际上必然导致漠视他人意识，排斥他人的独立意识与思想的存在，而把自己的意识当成一种超人思想，转而把世界变为独白、单语的世界。事实上，我需要他人才能存在，他人存在也要以我为依托。“我离不开他人，离开他人我不能成其为我；我应先在自己身上找到他人，再在他人身上发现自己”；“证明不可能是自我证明，承认不可能是自我承认。我的名字得之与他人，它是为他人才存在的”。“人实际存在于我和他人两种形式之中”，存在意味着为他人而存在，通过他人而确证自己的存在。意识作为他人的和我的意识，相互联系又是各自独立。“单个意识不能自足、不能存在。我要想意识到自己并成为我自己，必须把自己揭示给他人，必须通过他人并借助于他人。”（注：《巴赫金全集》第5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79页，第377页，第378页。）这样， 意识实际上是多数的，它们相互交织，各自独立，又具充分权利，自有价值，相互平等，在交往与对话中互为存在。自然，在意识之间存有差异，在品格上有高低之分，价值上也有轻重之别，但无法相互取代，而只能在交往、对话的关系中，互做启发，并为补充，否则就会把另一意识视为没有声音之物。实际上，他人也是能思考的，也能产生思想成果的，思考并不是几个人的专有权利。单一化的意识的理论，必然把他人视为没有思维能力的东西，藐视他人，鄙视人群，不能与之平等地对话，从而把他人视为非人，把人物化。因为实际上生活本身就是对话的，你无法离开他人而存在。这就是新的人文精神的表现。因此，现今如果还要鼓吹我的思想永世的绝对真理性，那实际上是在文学理论中传播愚昧，力图恢复独白、单语的世界了。 不过，这一恢复独白、单语世界的非此即彼的传统思维方式，相当根深蒂固。在80年代的文学理论的各种争论中，双方每每表示出都是绝对真理的化身，甚至连对方参与论争的资格都会受到质疑与嘲弄，以致在价值判断中随意性的、情绪化的成分极多。至于说到尊重对方、进行对话，承认在对方的阐述中存在某种真理，这种情况更如凤毛麟角。这种你错我对、你输我赢、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都是长期以来形而上学猖獗的结果。人们一面批判这种思维方式，一面自己又重复这种思维方式，没有相互丰富的愿望，缺乏共同建设的气氛，更无双赢的气度。这里可能主要是标举“解释”，而忽视“理解”。自然科学的思维，是单一主体的思维，它的对象就是客体，而非另一个客体的主体，意识的工作主要在于解释客体，其方式偏重于独语，而达于认识。人文思维则具有“双主体性”，它探讨的文本，是主体的一种表述，它进入交流，面向另一个主体，另一个主体也面向作为主体的它，进入对话的语境，它需要的是“理解”。巴赫金指出：“在解释的时候，只存在一个意识、一个主体；在理解的时候，则有两个意识、两个主体。对客体不可能有对话关系，所以解释不含有对话因素……。而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对话性的。”他引用的德国学者的一番话也是很有意思的：“人文科学对自然科学方法的责难，……概括如下：自然科学不知道‘你’。这里指的是：对精神现象需要的不是解释其因果，而是理解。当我作为一个语文学家试图理解作者灌注于文本中的涵义时，当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试图理解人类活动的目的时，我作为‘我’要同某个‘你’进入对话之中。物理学不知道与自己对象会有这样的交锋，因为它的对象不是作为主体出现在它面前的。”（注：《巴赫金全集》第4卷，第314页，第 311页。）人文科学重在理解，理解是人与人的对话，主体与主体的交流，意识与意识的交锋，“我”与“你”的相互讨论与了解。在对话与交锋中，两个主体互揭短长，去芜存精，共同发现、揭示与充实真理因素。在共同的探讨中，可能主体双方的真理因素多寡有别，但都自有价值，即使一方意识全是谬误，亦应在对话、批判中被揭示，而不是在另一方居高临下的肆意贬抑中被否定与消灭。即使是谬误本身，亦有其认识的价值的。同时，在我看来，在一定的时候，解释有时也是难以避免的。理解要求一定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了一定的解释。 自然，我也认为，不能把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绝对化。亦此亦彼假设双方各有真理成分，并且不排斥一方或双方的谬误，但不排斥价值判断，即一定的非此即彼。绝对的亦此亦彼，绝对的相对主义，必然排斥价值判断，变成你对我对，消解了正确与谬误之别。更成问题的是，这种绝对的亦此亦彼，有时对于对方并不理解，就匆忙做出否定，或匆忙做出肯定，以示大度，这之间其实并未存在真正的对话。对话是无尽的（有时虽然对话本身便是目的），但是又要承认，对话又是有一定目的的，对话的目的在于认识真理，辨别谬误，即使真理是无尽的，每一对话实际是为了增加对无限真理的有限的认识。文艺理论中的独语状态已延续了很久很久，人们为此而深受其苦，一旦进入了对话语境，出现了对话状态，获得了对话的可能，反倒不习惯起来，不能平等待人。但是进行平等的对话，表现应有的对话风度，这不就是论者自身的一种人文精神的表现吗？用这种人文精神来改造文学理论的学风，不是十分需要的吗？当然如何以这种方式（包括作者自身在内）来探讨问题，还是有待于共同的努力，这种风尚的形成看来不会一蹴而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