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93(2001)01-0019-07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由于没有一种长期有效的、固定的全球化模式，所以人们至今很难找到一个普遍认同的全球化的定义。为了逻辑地展开本文的论述，我选定里斯本小组的学者关于全球化的界说：1.“全球化涉及的是组成今天世界体系的众多国家和社会之间各种联系的多样性”；2.全球化描述的是这样一个过程，“世界部分地区所发生的事件，所作出的决策和行动，可以对于遥远的世界其他地区的个人和团体产生具有巨大意义的后果”；3.因此，全球化包括两种不同的现象，“即作用范围（或者扩大）和强烈程度（或者深化）”，它包括空间范围的内容和彼此交往、交换，横向联系和相互依赖的进一步加强；4.但是，“全球化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在政治上已经实现了统一，经济上已经完成了一体化，文化上已经实现了同质化”；5.恰恰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十分矛盾的过程，无论就它的影响范围，还是它的多种多样的结果而言”；6.所以，“从目前的全球化表现形式中，绝对无法作出结论说这是一个正确过程，值得政治上支持，文化上促进。它也不包含这样的意思，即人们必须对全球化的前提条件和它所作出的种种限制表示承认和尊重。事实上现在由于全球化所产生的众多问题，由于它带来的人们不希望看到的后果，全球化的多数特征已引起人们的严重忧虑。”[1](P4)我之所以认同里斯本小组关于全球化的界说，是由于它既不像盲目乐观主义者鼓吹全球化是绝对的机会，可以使不同的国家发展、致富；也不像某些悲观主义者诅咒全球化是危险的陷阱，不同国家都将因它的到来而面临灾难。而是相当客观地概括了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并能以冷静、科学的态度，指出作为“状态”和“过程”的全球化在当前所存在的问题。作为人文学者，我特别看重里斯本小组提出的“全球化的多数特征已引起人们的严重忧虑”这一问题，人们理应对此作更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就是从这一点出发，我格外关注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世界性的文化危机。 世界性的文化危机是东、西方学者都强烈意识到的。东方学人的敏锐之处，在于对国际文化交往不平等、不公正的觉察。他们认为世界的强势文化会以自己的高科技优势和网络上通行的主导语言所组成的跨国信息流，造成不对等的信息流向，而这种不对等的信息流向有可能使强势文化（不仅是经济、科技信息，而且是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多方面、乃至整体移入相对弱势的文化地区，导致遏制其他国家民族文化的发展和严重影响人类文化多元化繁荣局面形成的恶果。由于这种文化压制的客观存在，必然会激发弱势文化奋起保护和高扬民族文化，而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们还会不惜强化本文化的某种封闭性和排他性，而这种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又极容易引发世界性的文化对抗和冲突。显然，东方学人忧虑的是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所受到的威胁，是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滞后所带来的对抗，造成这种文化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强势文化的霸权行为。他们尖锐地提出了如何实现文化与历史的公平和公正的问题。西方学人的明智之处，在于清醒地意识到问题重重：人口、环境问题日渐突出，暴力的普及化、民间化造成的社会治安成本的增加，贫富地区的鸿沟不断增大，新自由主义“神学”的失败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暴露出的世界文化的深层对抗……，一言以蔽之，全球经济一体化使世界成为一台力量日趋强大却无法控制的发动机，而整个世界又未形成一种国际体系或架构，于是无法对人类进行管理和改造，世界乱着！20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的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沉重地告诉人们：“短促的20世纪，即将在问题重重中落幕。没有人有解决方案，甚至没有人敢说他有答案。于是世纪末的人类，只好在弥漫全球的一片迷雾中摸索前进”。[2](P828)“如果我们打算在这个旧基败垣上建立新的千年，注定将失败。失败的代价，即人类社会若不大加改变，将会是一片黑暗。”[2](P863)西方学人的明智是有他们的根据的，但人们却能从中看出优势文化据有者的普遍心态，即他们少有弱势文化中学人的那种忧虑，在他们的认知地图中，世界已在他们所描述的市场与民主力量的控制之下，只是这种控制尚未巩固，问题多，秩序乱，亟需建构一种能充分体现自己意志的国际体系或架构，以实现对人类的管理和改造。他们完全是以全球化的主体角色在思考人类的命运和全球文化的走向的，即使谈论危机也是为了使资本主义具有更理想的、前瞻性的危机应对能力。 东、西方学人关于全球化文化危机的具体理解尽管不同，但却能让人感受到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存在，这就是由人的本能境界的生存意识转换生成的面对现实的特殊心态。按说，本能境界的生存是一般动物的属性，但可悲的是，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尚处在恩格斯所说的从物种方面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阶段。本能境界的生存最突出的特点，是人类中心，生存竞争，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去掠夺自然、毁灭他物或相互仇视、对抗、杀戮。我们当然不能把人的本能境界的生存和动物的本能生存等量齐观。人的本能境界的生存有其社会历史的必然性，在人类漫长的提升过程中，本能境界的生存不仅是一个不能跨越的阶段，而且是人至今作为文化存在的内在动力，人为了趋优而创新的文化属性，就是在本能境界的生存阶段生成和发展的。即使在今天，人类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本能境界的生存有着极大的局限性和严重的自危性，也不是想超越就可以随意超越的。正是这种历史的不可超越性，在特定阶段对人的本能境界的生存意识的强化，使人的自强与防御心理机制，随着自身所处之强势或弱势以及与他者之实际利害关系的变化，而成为其面对复杂现实调整自我心态所特别关注的重要因素。因此，东、西方学人在认识和把握全球化的文化危机时，之所以总是在控制与反控制、扩张与反扩张、全球化与民族化这种对立思维模式中运作，固然有现实存在使然的一面，但就其深层心理和人类的整体境界来看，却是本能生存所必然导致的。我这样看，并不是要否定东、西方学人关于全球化的文化危机的认识，而是想要人们透过危机现象看到人（不论是强势文化者还是弱势文化者）自身生存境界的局限，进而意识到有必要从恩格斯所说的人的第二个提升阶段的高度来统观全球，为把人自身“在社会方面”（而不是物种方面）“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3](P275)创造历史条件。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以为全球化的文化危机就是人类的生存境界（意识）的危机。 要想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人就必须确立新的生存意识，即生态境界的生存。这是人自觉意识到与其环境（自然的、社会的和人际的）间的交互关系的生存，它不仅要求人应以与其他物种共存为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还强调人际间应以人性的臻达完美为价值尺度，在相互作用中使人际生态得以和谐与健康。国际和民族生态的和谐与健康虽然是更为复杂的问题，但亦应从人的生态境界的生存出发加以认真思考。人的本能境界的生存由于是以人类为中心的生存竞争，因而其基本轨迹是对象化——异化——再对象化——再异化，对象化几乎与异化相伴而行。人的生态境界的生存由于走出了生存竞争，倡导高科技与高文化统一的生存实践，强调人应具有高尚的精神生态意识，并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生态和谐与健康视为最高道德准则，因而其基本轨迹是对象化——再对象化，对象化是在不断优化的历程中发展着的。人的生态境界的生存较之本能境界的生存是更高境界的生存。就人的第二次提升来说，并不是实行了生存观念的转换就可以实现的，它需要具备诸多的条件。再说，人的生存观念的转换，也不是“上帝”下一道谕旨即可实现的。要使生态境界的生存成为人类的普遍生存意识，需要一个历史过程，这其间人类要花大力气进行深刻的自我革新。因此，当前人们有必要重视对有利于人的本能境界生存的文化及其文化行为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