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O-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2)02-0045-03 世间万事万物都在变化着、发展着。我们研究着的专业——文学理论——也是如此。回想八十年代初期，我们对“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口号产生了质疑。我们开始热衷于文学的审美特性的研究，热衷于主体性的研究，随后又开始热衷于文学语言的研究，“自律”的研究成为时尚，可以说在文学理论这个园地里先后出现了“审美论转向”、“主体性转向”和“语言论转向”。实际上当我们实现这种“转向”之时或之前，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界，则开始了另一种“转向”，那就是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的勃兴。西方文论向文化视野转移，有其自身的原因。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到晚期，自身的社会问题就越多。如种族冲突、阶级冲突、性别冲突、东方与西方的冲突，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冲突、工业与自然的冲突等等，都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是由西方现代性—理性的弊端造成的。文学读者已经对兴起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新批评”和五、六十年代的结构主义感到不满足，因为他们主张文本绝对“自律”，就艺术谈艺术，就形式谈形式，完全脱离社会与现实。他们囿于文学文本自身做法，使读者无法从他们的笔下看到时代的面影和现实中紧迫问题的发展。阅读文学的大众，绝大多数总是关怀现实的，文学大众对“新批评”感到厌烦，他们要求有一种切中时弊的批评模式，这样就有一些理论批评家要超越“新批评”和结构主义，重新重视文学的“他律”性，他们强调文学艺术处于某种文化关系中，强调文学艺术作品不论如何“独立”，都不可能与社会文化毫无关系。相反，他们认为文学作品中有丰厚的文化意义，文学艺术作品不能不是文化的载体。文化视野的文学研究逐渐成“气候”，各种“主义”应运而生。针对种族身份认同问题，出现了“东方主义”批评，针对性别对立问题，出现了“女权主义”批评，针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冲突出现了“后殖民主义”批评，针对文本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出现了“新历史主义”……这种文化研究发展到极端，甚至提出了文学研究中的“反诗意”的观点，当西方兴起这些浪潮的时候，我们的理论界正在进行“审美”的狂欢、“主体”狂欢和“语言”的狂欢，直到20世纪末，我们才发现我们又“落伍”了，要求走出“审美城”，呼吁建立中国的“文化研究”，“艺术文化学”或“文化诗学”的要求也被提出来了。这种趋向实质上是对西方现代性——理性的反思和批判，文学必须面对如何抵制旧理性弊端的问题。 但是我认为，我们今天提出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是在西方的面前“落伍”的问题。文学的文化研究的根源在中国自身的现实。近二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行，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社会出现了不少可喜的新变化，故步自封的局面被打破，思想解放冲破了许多原本是封建刻板的条条框框，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毋容讳言的，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社会文化问题，总起来看是一个人文精神即理性精神丧失的问题，这是由于旧理性走向自我否定造成的。当前，我们面临着感性主义泛滥的局面，主要的是“拜物主义”、“拜金主义”、“商业主义”等。“物”、“金”、“商业”都是好东西，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是我们追求的东西，但是一旦“唯”这些东西为圭臬，为上帝，为神明，人文理想就受到了侵蚀、压迫和消解，道德水准下降，腐败现象蔓延。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文知识分子，对文学艺术中一味宣扬上述种种生物性欲望的作品表示不满，对于一味玩弄语言形式的作品不满，对于没有血性的没有爱憎的没有鲜明文化价值取向的作品不满，要求理论批评家不能不关心现实，同时也不满过分专注于作品形式的“内部研究”和过分关注于诗情画意的审美批评，希望文学研究和批评更多地触及社会现实问题，并回答人的生存境遇问题，例如，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关系问题、都市与乡村问题、东西部问题、廉政问题、古今问题、中西问题、性别问题、大众文化问题、文本的价值阅读问题……不但如此，而且在解读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作品的时候，也要放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和分析，揭示其真实的文化蕴涵，以便帮助今人了解古人和外国人是如何来解答他们生活的时代的社会文化问题的。总之，中国当代文学现状要求重建理性精神，走向文化诗学。所以，我们今天在文学理论学科中强调文化视角，乃是根植于我们自身现实的土壤中，并非从外国搬过来的。 文学理论学科要发展，就不能不随着时代的要求做出新的应对、目前开始受到重视的文化研究，对文学理论学科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文化研究的所谓跨学科反学科的方法，可能冲垮原有的文学理论学科的知识体系；过分政治化的话语，也可能让文学理论面临新的挑战。但是，文化研究由于其跨学科的开阔视野和关怀现实的品格，也可以扩大文学理论研究的领域和密切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使文学理论焕发出又一届青春，使文学理论原有格局发生变化，这难道不是一个发展自己的绝好的机遇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