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597(2002)01-0036-03 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这20年，也许是最有特色的历史阶段之一。改革开放的政治气氛和社会环境，给各种学术文化思想提供了土壤和生长素，新一轮“西学东渐”大大开拓了学术界的视野，有时甚至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十几年间，中国的学术思想匆匆走过了西方近百年的道路，有生涩也有成熟，有些领域，成果的积累和学术的水平甚至超过了“五四”一代。写作学尤其如此。写作学传统虽然久远，但在历史上一直与别的学科兼容着，交叉着，没有独立的学科地位。改革开放使这门古老的学科重新焕发了青春活力，任何一个亲身经历的人都会记得80年代写作学的活跃和辉煌。但如同中国学术文化总体形势一样，90年代以后，写作学研究普遍面临商品经济大潮冲击，学术理论的吸引力逐渐减弱。就写作学研究布局来看，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的不均衡：一是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的不均衡，二是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不均衡，三是理论移植与历史继承的不均衡。每个方面都是前者多而后者少，从而在结果上形成了第四种不均衡：研究成果的数量与学科水平的质量之间的不均衡。今天，写作学界在总结学术研究的成绩时，也需要认真反思自己的不足，同时确立和调整今后的研究原则。 这个研究原则大致可以这样概括： 一、立足本体。立足本体实际上就是严格确定写作学的研究对象。写作学的一切研究都要从原点出发，这个原点就是写作活动过程。写作学理论，无论多么“现代”，归根到底只能产生于写作实践之中，而不能靠别的学科理论推演、衍生而成。写作学只有在立定本位时才能显示出自己的“本质力量”，真正的理论深度只能建立在对写作活动过程的特质和规律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当然还需要理论的熔铸功夫）。法国当代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社会科学不应当随意地将那些经验性的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他特别强调对象建构的严格性。他提出，当一种思维方式能够把在社会上不怎么引人注目的现象建构成科学对象，或者能从一个意想不到的新视角重新审视某个在社会上备受瞩目的话题时，它的力量就会凸现得更为明显。这个见解可以给写作学研究相当深刻的启发。关于立足本体，有几个方面在以往普遍被忽略了，今后应当在此倾注力量，以显示写作学科的本质力量：（一）体现学科个性，从“顺着讲”转变为“对着讲”。所谓“顺着讲”，就是在别的学科的理论思路之下用了几个写作的例子，理论归根到底还是别人的理论，自己即使有一些智慧的结晶也装到别人的口袋之中了。这是十几年来写作学研究中常见的现象。所谓“对着讲”，就是在与别的学科相交叉的研究范围内，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写作学将以自己独特的剖析和解释，表达出别的学科所缺少的智慧成果。比如，由于语言学、文艺学、语文教育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学科的强势影响，写作学往往在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沿袭它们的视野、思路、见解，至多作点局部的深化。现在应当抛弃这种心理定势，即使面对共同的事实材料，也要用自己的眼光审视和评价，说出写作学自己的声音，使之成为学术文化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二）发挥自身优势，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写作学科的优势是揭示写作活动的特征和规律，它应当开拓视野，寻找最能发挥自身优势的研究对象。这里的“开拓”，包括前人已作过一定研究但很不够而今人又长期忽略的研究内容。比如，写作学和文学研究共说一个话题的情况非常之多，但忽略了去说那些“文学研究说不了”的话题，像汉代政论文，韩柳欧苏的“论说”，明清两代的“八股文”等，在文学批评史、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中也会涉及到，但限于其学术视角，有些方面没说到，没说透，有时甚至没说对。写作学应当在这方面展现自己的力量。再如，“文革”中的一些特殊写作现象（如大字报、大批判、致敬信），研究思想史的学者已经开始关注，而在写作学界似乎还没有引起重视。其实，“文革”写作从内容、形式到文风、语气都很有特殊性，它并非凭空而来，也不会随着政治运动的结束而彻底消亡，在今天，我们还会不断看到那些假大空的、独断的、以扣帽子代替说理的写作现象和写作产品，令人想起“文革”遗风。这表明，研究“文革”写作仍然有其重要意义。在学术研究上，学科之间有相互交叉的范围，而每个学科也有自己与众不同的视野。比如，关于某一时代写作的风格、气象、经验、教训等，往往是写作学与其他学科共享的研究领域，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甚至哲学史都会关注，这需要“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而关于写作的方法、技巧、结构、规律等，哲学研究、思想史研究、文化研究一般是不会将其纳入自己的学术视野的，这正是写作学独显风采之处。写作学如果对此也视而不见，就属于学术研究的残缺。新世纪的写作学应当更明确地运用自己的本位观照，在最能显示“本质力量”的研究对象上取得成绩。 二、关注实践。归根到底，理论研究只有植根于实践才能有真正的繁荣。不妨以文艺理论的研究作一旁证。80年代中期以来，文艺学领域充斥了西洋理论的移植和拼贴，让人眼花缭乱，却很少顾及中国文学的实际状况和著名作家、作品，因而一阵热闹过后没有积淀下来多少有分量的东西。近几年来，文艺学研究又开始注重与中国文学实践的联系，理论批评的厚重也随之增加了。写作学是理论学科，但是其理论来自写作这个实践性很强的行为过程，因而写作学研究先天具有实践性品格。特别是目前已进入电子、网络时代，写作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更应当为理论研究者密切关注。网络时代，文化面临挑战。从一定意义上说，写作学受到的挑战比别的学科更为迫切，它将影响到写作理论内容的变革。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电脑写作使写作的书写手段发生了深刻变化，网络使写作材料的储存和使用变得非常方便。电脑对于越来越多的写作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使用电脑不仅改变了人的操作方式，而且也将改变人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这就有很多新问题值得研究，从学理上揭示其内在机制。而目前关于电脑写作的研究，还主要停留在技术操作层面，很多是个体的经验，尚未上升到理论的概括，特别是关于“人机影响”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另一方面，“电脑写作”也在冲击写作学固有的价值观，影响到了写作主体的内在心理和外在行为，甚至对中学生的写作也已产生影响。面对电脑和网络，日撰万言已经没有什么了不起，只需要点击几下鼠标和键盘，复制、粘贴、大段大段地移植只在几秒之间即可完成。因此，写作的“互为文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会屡见不鲜。当然，写作中“借”、“抄”的情况并非自今日始，但网络时代使这个问题更为突出，也更为复杂。什么样的是借鉴？什么样的是模仿？什么情况属于剽窃？这些都需要写作学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做出学理上的回答。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在网络时代，码字式的“写作”充斥社会，而创造性的写作却越来越稀少；“写作”似乎越来越容易，但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对很多人来说却是越来越困难。且不说美国社会的“写作危机”，单看我国高等教育的情况，就不容乐观。大学生写作水平的下降已经成为全社会忧虑的事实。校园里，网络上，“代写论文”的“枪手”大有市场，即是从反面证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创造是写作的灵魂（创造不等于创新），这是写作学应当始终坚持的标准。缺乏创造性的“写作”，不管它能带来什么样的实际利益，写作学都不能为之唱赞歌。对于那些制造文字垃圾的“写作”，更应当持鲜明的学术批判态度。信息时代的学习和教育都要发生重大变化，写作学应当在信息时代发展自己的理论，在人才培养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也许未来的二三十年间又会出现许多超出今天理论视野的新情况，理论研究将随之继续深化。实践总是比理论丰富、复杂，理论研究要保持活力，就要从实践中不断寻找新的理论生长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