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3555(2011)03-0018-09 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文学艺术的每一次大的变革和进步都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有关。艺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总是如影随形。几乎每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的产生都以某种新技术的问世为基础。印刷的发明，使士大夫的诗文得以大量刊印和广泛流布与腾播，使拥有图书的人数大大增加。在西方社会，由印刷术的发明引起的第一次信息技术革命，对文艺复兴的产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知识冲破教会的束缚走向平民，文艺从王公贵族的深深庭院走向大众舞台。实际上，在过去的几百年间，印刷术一直在不停地影响和改变着艺术生产的内容和形式。 印刷术具有连续性、同一性和可重复性等特点，可重复性这一特点使印刷书的价格相对于缮写的书籍价格要便宜得多，而且也让书籍的携带变得更加方便；同一性让职业文人应运而生；连续性使作家能够尽情地表情达意，能够对世界放声吟诵并直抒胸臆，表现手段狂放无羁。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印刷术造成诗与歌、散文与讲演本、大众言语与有教养的言语的分离，它直接改变了艺术生产的形式。”[1]印刷术的发明不仅造就了成功的出版商，也培养出了第一批职业小说家，并且对音乐和美术的普及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静态地传播信息的印刷媒体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快速变化的现代生活的需要。于是，新的媒体应运而生。近百年来，广播、电影和电视的相继出现，猛烈地冲击着曾数百年独步天下的印刷媒体的霸主地位。然而，对印刷媒介的致命一击也许来自计算机技术的诞生和应用。早在上个世纪中叶，日本学者提出过铅字行将消失的论断，认为以纸张为媒体的书籍已是日薄西山。在美国，托夫勒在他的《第四次浪潮》中也曾预言：“即使目前的词在以后仍然会被使用，但我们目前所谓的书却很可能消亡。”[2]与此同时，诸如罗伯特·库佛的《书籍的终结》、菲利普·迈耶的《报纸的消失》、阿瑟·丹托的《艺术的终结》、汉斯·贝尔廷的《艺术史的终结》、希利斯·米勒的《文学死了吗》、杜书瀛的《文学会消亡吗》、陈晓明的《不死的纯文学》以及金惠敏的《媒介的后果》等著作与译著纷纷涌现。种种迹象表明，印刷文明的千年帝国也许真的到了改朝换代的前夕。 美国著名后现代小说家罗伯特·库弗说：“当今现实世界，我说的是这个由声像传播、移动电话、传真机、计算机网络组成的世界，尤其是‘先锋黑客’、‘赛伯蓬客’和‘超空匪客’，使我们生活在一个纷扰嘈杂的数字化场域里。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常常听到这样一些说法：印刷媒介已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刻，命中注定要成为过时的技术，它只能作为明日黄花般的古董，并即将被永远尘封于无人问津的博物馆——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图书馆里。”[3] 今天，即将代替纸张出版物的电子出版物已经杀进书刊市场并开始争夺信息源和读者。与传统印刷出版物相比，电子出版物是立体的、充满趣味的，它的人机交互和自动检索功能极大地增加了读者接受信息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多媒体电子出版物融文本、视频、声频、图形和图像于一体，绘声绘色，图文并茂，这既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又提高了它的总体信息获取量。它体积小，容量大，操作简便，易于携带。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它都是出版业的一次意义深远的革命，同时也必然将会引发一场艺术生产的革命。 只要翻翻齐林斯基的《媒体考古学》就不难发现，当下流行的形形色色“终结论”绝不是空穴来风，纵观人类社会进化的历程，多少辉煌灿烂的文明早已灰飞烟灭！因为媒介链条的脆弱易断，历史上曾有多少经典著作早已悄然消逝。作为人类传递和保存信息的媒介，就是在这种与遗忘博弈的过程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从结绳记事到刻木为文，从龟甲兽皮到布帛纸张，从专人缮写到活字排版，人类认识、改造自然的智慧和经验，正在被越来越真实、具体、有效地以图文和其他形式保存下来。从铅字排版到激光照排，从“铅”与“火”的时代到“光”与“电”的时代，从用笔写稿到键盘敲入，再到网络传输，现代人资料与信息的传递已经准确和便捷到了前人无法想象的程度。 对于文学艺术而言，以网络为发展方向的现代传媒，无疑会带来一场全新的革命。这场革命的深入性、广泛性和彻底性必定是前所未有的。以文艺接受为例，由于网络艺术的传播是数字化的、多媒体的和互动式的，网络艺术的接受者就像逛一个网络大超市一样，他们自由地选择艺术对象，同时还可以随时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有兴趣的话，他们还可以把网络艺术作品下载到个人电脑上，然后对其进行随心所欲的修改，接受者对艺术的鉴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二度创作”。在网络上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任何一个网民都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哪怕是即兴涂鸦的“作品”)送上网络。无论是艰深奇奥的作品还是通俗浅显的作品，网络一概来者不拒，诗人与大众之间已不再有鸿沟。 马克思曾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中说过，希腊神话和它对自然的观点以及对社会关系的观点，是无法同自动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的。他认为，在避雷针面前，丘比特是没有容身之地的[4]。我们过去一直把这些话理解为艺术生产与社会的一般发展的“不平衡”，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马克思的论述分明也包含着一种惋惜，他认为就像阿基里斯不能同火药和弹丸并存一样，《伊利亚特》也不能同活字盘或者印刷机并存。他感慨地说，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4]？现代传媒确实极大地改变了传统艺术的“必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