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8)01-0071-07 当前，随着生态学意识的日益深入，文学批评生态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从学科发展自身来看，这当然主要是研究者们对当代语境下文学批评的基本状况特别是其应然发展状态问题进行积极思考的表现。2010年11月，由湖北省文艺学学会、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江汉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批评生态”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就是这一现象和事实的基本反映。在这次会议上，与会学者围绕“传媒时代的文学批评生态”、“地域文学批评及其生态”等话题展开了较为充分的讨论，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显然，当代文学批评生态还处于一个不断的建构过程之中，它需要因应时代性的特定文化境遇以及这个时代文化发展的应有方向，而关于这一建构的理论资源问题的探索自然也就成为我们当下必须予以特别关注的对象。基于这种思考，在此，我们主要从对马克思的生态思想的简要阐释出发，结合当代文化发展状况及其发展方向，就文学批评生态的当下建设问题进行一些必要的探讨。 一、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及其核心指向 与当前众多学者的研究观念存在较为显著差异的是，在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这一问题的探讨上，笔者倾向于从考察马克思恩格斯生活时代的生态状况以及他们对这一状况的基本关注出发，在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逻辑进行总体性的审视中来看待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并以之为基础，结合其学说的根本质地与指向来突出和重点把握其相关重要文献与理论形态中的生态思想论述的局部体现，再在此前提下，概括和提炼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文化特质与价值取向。 检视和研究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关注其生活时代的生态状况包括德国社会状况是必要的，它为我们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提供了最基本的认识基础。18世纪末叶的德国状况，如同恩格斯所描述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形成了日益严峻的冲突，这一冲突的凸显并不表明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与矛盾就不存在。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清醒地写道：“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1](第4卷，P383)马克思自己也表现出对城市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腐化堕落，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意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2](第1卷，P225)在这里，我们可以十分明了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冲突状况有着清醒的批判性认识。由是，在马克思的整体思想中从真实的社会现实出发去探索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矛盾冲突的解决就成了一个基本的问题了；我们明白，其实，它也是一个贯穿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一些研究者的认识是值得重视的。有学者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马克思的整体思想呈现出阶段性、上升性发展态势；同样地，其生态思想也随着其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而升华。很显然，这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基本事实。总的来看，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存在三个基本阶段：第一阶段表现为经验层面的生态思想；第二阶段表现为哲学层面的生态思想；而到晚年，则出现了生态研究的经济学转向。在这一思想发展进程中，最为关键的无疑是从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的变化，也就是从哲学层面到经济学层面的转向。这反映出马克思自然观的一种回归，也就是从理论而实践、从抽象而具体的回归，体现出其观念从解释世界到改造世界的转换。发生这一转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无疑还是基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建构未来社会形态这一根本性的需要。[3](P77)确实，如同其思想整体一样，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也是发展着的，而且，其中还存在着一条明晰的发展线索和内在的逻辑进路。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再到《共产党宣言》，直至其光辉巨著《资本论》和晚年的笔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在思想发展的早期，马克思将自然概念从黑格尔式的思辨哲学中解放出来，把对于自然的考察自觉地置放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探讨中，在这里，他运用异化劳动理论分析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问题，赋予了“自然”概念以“社会—历史”的性质。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这一基本原则与根本意向集中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这一论述中：“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然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4](P81)到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中后期，随着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强化，他开始更多地关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当然，即使如此，马克思也并不认为自然界是一个可以同社会历史分割开来的独立的研究领域，换句话说，对于自然界的研究已经被整合进其关于社会历史的研究之中去了。由是，在唯物史观视野内，马克思明确地从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中来讨论自然的异化问题，将自然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和社会问题的研究与解决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样，探讨的结果也就历史性地找到了导致自然异化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充斥着矛盾和冲突的制度性根源，即他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明确指出的，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才引发了所有的生态问题。这既是对引致生态问题的“秘密”以及解决生态问题的客观规律的发现，也指明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制度变革方案。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存在着丰富的生态意蕴。唯物史观的确立是马克思的杰出贡献，把握住了其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生态意蕴，也就无可置疑并且最大限度地确认和理解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