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769(2002)01-0030-05 我国著名的比较文学专家季羡林先生曾经指出：世界上讲文艺理论，只有中国、印度、欧洲这三个地方“能言之成理，自成体系”。就古代文论的范围来讲，这话是正确的。今天，我们讲中国古代文论的特点，主要是把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进行比较而得出的结果。相比之下，中国古代文论与印度等东方国家的文论的差异并不显得那样重要。下面，我们试图通过对中西文论在理论体系、理论形态和理论发展三个方面的差异的比较来凸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特点。 一、在理论体系上，中国文论不像西方文论那样侧重再现而是侧重表现 西方文论重再现，中国文论重表现，这一观点在国内最早是由山东大学的周来祥先生提出来的。近些年来不少研究者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无论是中国文论还是西方文论都是既有再现的因素又有表现的因素，因此不能简单地说西方文论重再现而中国文论重表现。其实，如果从问题的主要方面来看，周来祥先生的观点还是有相当的说服力的。我们不妨从文论史的角度对中西文论在理论体系上的差异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西方文学理论是以古希腊史诗、戏剧为主要考察对象的，所以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文学理论便很自然地将模仿和再现视为文学的基本特征。如西方文论的重要奠基者柏拉图就明确指出：客观世界是对“理念”的模仿，而文学艺术则是对客观世界的模仿，正是柏拉图开了西方模仿说的先河。紧接着，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扬弃了他老师的理论，亚氏曾在《诗学》中说过：“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实际都是模仿，只是所用的媒介，所取的对象，所采用的方式各不相同而已。”亚里士多德正是以“模仿”为基础而建立起他的诗学体系，他甚至把音乐这种侧重表现人的心灵和情感的艺术，也说成是最富模仿性的艺术。亚氏的模仿说在西方文学理论史上的影响长达二千余年，西方后来的文学家、理论家们无不祖述其说。如十六世纪西班牙著名小说家塞万提斯宣称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所有的事只是模仿自然，自然便是它唯一的范本。”[1]法国著名的戏剧理论家狄德罗也认为：“既然因果关系很显然地摆在我们的面前，那末，我们最好是完全照着物体的原样给它们介绍出来。摹仿得愈完善，愈能符合各种原因，我们就会愈觉得满意。”[2] 在西方文学理论史上，还有一个著名的比喻，这就是把文学比做镜子。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镜子”说以后，这一比喻一再为西方人所重复。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大师莎士比亚，十八、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家菲尔丁、巴尔扎克，浪漫主义作家雨果等，甚至连革命导师列宁也称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也正因为这一点，当代西方文论家艾布拉姆斯在其名著《镜与灯》中也以镜子为喻来概括西方重模仿的文学理论的特点。 而中国古代文论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是“诗言志”说（取朱自清说），即主张文学以抒情言志为本质。这种理论是与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发达相适应的，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中，数量最多、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抒情文学（主要是抒情诗），所以在这种文学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必然是偏于表现和抒情的理论。如晋代的陆机提出的“感物”说就与西方的模仿说大异其趣。他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3]陆机注重的不是对客观自然的再现和模仿，而是重在表现诗人面对变动不居的客观自然时所产生的心理感受和心理情绪。陆机之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家们屡屡强调文学感物抒情的特点，如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巨擘刘勰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4]宋代的诗论家严羽说：“诗者，吟咏情性也。”[5]明人李东阳也认为诗歌“贵情思而轻事实。”[6]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古代，不仅抒情文学的理论强调的是对于情感的抒发和表现，而且叙事文学的理论由于受中国传统文论抒情倾向的影响，也带有明显的抒情性特征，例如戏曲理论和小说理论中，就大量地移植了传统抒情理论中的固有概念、范畴和术语，如形神、意象、情景、意境、神韵等等，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侧重表现和抒情的总体特点。 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重表现和重再现的差异已如上述，但有一点必须说明，中西文论的这种区别是在有限的意义上的，是就两种理论的主要倾向而言的。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就没有表现的理论，而中国也没有再现的理论。而且即使就主要倾向讲，中西文论的上述差异也只能限于古代。当中西文论发展到现代，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著名的美学家今道友信对中西文论的这一新的发展趋势作了很精辟的概括：“我们可以承认，东、西方关于艺术与美的概念，在历史上的确是同时向相反的方向展开的。西方古典艺术理论的模仿再现，近代发展为表现。出现这个概念之后，蕴藏着的未完成作品因之受到尊重。而东方的古典艺术理论却是写意即表现，关于再现即写生的思想则产生于近代。”[7]今道友信的观点完全符合东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实际情况，可以启发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二、在理论形态上，中国文论不像西方文论那样注重分析性和系统性而是注重直观性和经验性 所谓理论形态，包含理论的表述方式和存在方式两个方面。先说中西文论在理论表述方式上的差异：西方重分析，中国重直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