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2)02-0063-06 符号逻辑学家们都同意，文艺作品中所展示的世界是“可能世界”，无论该世界的表现形态多么奇异，创造该世界的人及其所使用的工具、所遵循的方法总是理性一般的，在那里才真正是“连魔鬼也必须合乎责任地行为”[1]（307页）。想象世界的真切生动或怪异荒诞都是人类理性精神的创造，想象物的奇异性正是人类想象力的理性外化，想象力的理性发挥正是艺术家创造精神的本质规定。正如胡塞尔所说，“心中浮动者可能是一纯虚构；浮动行为本身，此虚构意识，本身不是被虚构的，而且它的本质以及每一体验正包含着进行知觉的和把握绝对事实的反思的可能性”[2]（127页）。我们只能在理性正常的范围内合乎逻辑地运用想象力，正如我们只能逻辑地思考和评估想象世界的意义和价值：“逻辑是先天的，其实质在于我们不能非逻辑思考”[3]（69页）。想象世界即可能世界。太阳从西边升起的世界，人永生不死的世界，神仙魔鬼变化出没的世界，都不过是符号逻辑的可能世界；甚至于3+2=5又≠5的世界，“圆的方”存在的世界，逻辑不可能的想象可能世界或语言可能世界即斯宾诺莎所谓“语词上的存在物”[4]（141页），其生成的背景和依据也在于可以被逻辑地说明的想象力和语言的性质。换言之，在文艺作品中的可能世界的背后，人类精神活动的规律作为更根本的东西客观地存在着。只要在文学中建立起一个公理化的广义模态形式系统，就能更加科学和深刻地说明这一根本规律。达到这个目标的第一步，是对文本意义结构的外在形式进行严格刻划。 西方哲学界权威刊物《亚里士多德》1933、1954两个专题论丛涉及过符号逻辑的真实世界与小说隐喻虚构成分的关系，为建立一个文学的形式系统进行了准备。其实现代逻辑或数理逻辑、符号逻辑与文学早有渊源关系。这门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弗雷格提出过这样的设想，即对只有涵义而无指称的虚构艺术形象进行符号表达式描写。弗雷格表述的是莱布尼茨的理想，这一设想如能实现，用科学手段分析艺术作品就有了坚实可靠的基点。模态逻辑和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发展似乎为追求这一目标准备了可靠的工具。但是从罗素起，一直到奎因(W.V.A.Quine)、斯特劳森(P.F.Strauson)、塞尔(J.R.Searl)，符号逻辑学者都一致认为，逻辑语言不可能指称虚构的和想象的对象。这就是著名的小说中的语言指称难题。 随着现代逻辑各个应用分支的新发展，这一难题也摆在了文本形式理论面前。与结构主义有渊源关系的叙事学，以其形式化程度较高而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以追求科学性为己任的各种文论的青睐。1972年戴维森(Donnald Davison)和哈曼(G.Harman)合编的《自然语言语义学》（Semantics of Natural Language，抄Dordrecht:Reidel,1972.）显示出分析哲学与语言学相结合的倾向。道勒策尔(Lubomír Dolezel)后来认为，1978年以后语言学、逻辑学和文学理论三家一起注意形式语义学始于此书。他说， 一方面是语言学的文本语义分析，另一方面是语言哲学的逻辑分析，两者的结合展现了一个令人鼓舞的前景。在我看来，这一跃进式发展是文学理论中最重要的趋势[5](p.7)。 道勒策尔的《捷克文学中的叙述模式》于1973年发表，1976年他的另一著作《叙述模态》(Narrative Modalities)借用了可能世界语义学[6](pp.129-151)。这一时期出版的同类著作还有帕威尔(Thomas G.Pavel,1976)的《文学语义与‘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in Literary Semantics",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XXXIV/2,165-176.)和《诗学中的存在论：语言行为理论与小说世界》(Ontological Issues in Poetics:speech Acts and Fictionalworlds,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40:167-178.1981;Fiction and the Ontological Landscape,1982)，夏朵(DominiqueChadeaux,1976)的《叙事语义学》("La semantics du recit",Semiotica18,pp.201-216)，海因茨(Joe Heints,1979)的《小说中的指涉和推理》("Reference and Inference in fiction",Poetics 8,85-99.)等，从此以后模态逻辑和语言行为理论的术语和概念逐渐被引入文学研究。 马尔戈林(Uri Margolin)认为，“可能世界语义学并没有对个体可能拥有的非真实领域中的性质和关系的种类划定前进边界”，“一般而言并没有这样的逻辑要求，对被发明出来的个体与存在逻辑的规律式样要达到一致”[7](p.7,p.11)，因此有“非真实领域中自由语义构造”之说[7](p.14)。莱安（Ryan,Marie-Laure，符号逻辑对叙事学渗透的主要研究者之一）明确提出“叙事学在可能世界理论的框架下工作”[8](p.118)，她认为“虚构叙事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reality)”，因此可以把叙述的意义世界定义为“文本实在世界”(textual actual world)，“在该世界是读者想象活动的产物这个意义上说，内含于文本的潜在世界，其给定的信息能够被读者以不同的方式在生动的心灵表现中化为有血有肉的世界”，“可以用潜在的虚拟过程来刻画叙述本身的存在模式”[8](pp.113-141)。莱安设想分形几何可以描写"mise-en-abyme"（故事套故事），数学上的简单递归函数可以将最微小的叙事单位归结到较大的画面中去（因为每个单位的结束都返回第一叙述层），阻止递归的极限成分恰好表明“叙述者”的变化和新的言语行为[9]。莱安还具体研究了“窗口结构”、“叙述者和受述者的形态”等[10]，并强调“任何‘叙述语法’……都必须包含将决定故事发展的事件和情况的存在模式具体化的操作者”[8](pp.117-118)。著名叙事学家普林斯概括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