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在西方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以其开阔的视野、跨学科的研究方式、介入社会的积极姿态成了西方学术领域的主流。它以跨学科、边缘化、实践性这样的新理念冲击着旧的学科之间的樊篱，不但人文学科内部的疆线被跨越了，就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疆线也在被大胆跨越。无疑，这种“文化研究”新趋势为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研究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同时也带来了对其本身的学科体系和知识结构的挑战。如何检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世纪之交自然是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一大课题。2000年4月29日至30日，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在北京联合举办了全国性学术会议“文艺学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高校、科研机构和学术出版单位的著名专家学者共100多人， 就当前的“文化研究”新趋势对文学理论研究的影响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文化研究”开阔的理论视野拓展了文学理论的研究空间。钟敬文以98岁高龄莅临会议并讲了两个重要问题。首先，他认为现在的文艺学主要研究精英文学，而通俗文学与民间文学都被排除在外了。就文学理论本身来讲，就是不完整的。文艺学应该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总括了整个民族的上下层的文化和文学创作，可以称作一般文艺学；另一个层次应该有几个分支学科，比如作家文艺学、通俗文艺学和口头文艺学等。其次，他谈到研究方法问题。他认为文艺是一种多方面的文化现象，不只有一个层面。文学不仅应该从社会学来研究，也应该从心理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等多方面和多角度来研究。程正民认为巴赫金与钟敬文两位先生关于文化诗学的研究和见解对我们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因为他们都主张文化研究要有民间立场，要充分重视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下层文化在文化转型期的作用。巴赫金立足于文人文学而研究民间文化，寻找文人创作的民间文化根源，比如拉伯雷和陀斯妥耶夫斯基。钟敬文先生不同，他以民间文学作为立足点，研究民间文学对文人文学的影响。但两位先生的整体文化观又是接近的。我们必须重视下层文化对文化转型的激活作用。 “文化研究”必然要涉及到“全球化”和本土的民族传统的关系问题。吴元迈认为全球化是有修饰语的，是经济全球化，不应该是把这概念无边无际地扩大到各个领域。政治和文化就不是全球化。从马克思的“世界文学”概念出发他认为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是一个互动的历史进程。乐黛云认为世纪之交是全球化和多元化消长的时代。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要保持文化多元和文化个性，保持学术个性不是很容易的。因此，她觉得要同两条路线作斗争。一是反对全球文化霸权主义，二是反对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孤立主义和文化部落主义。西方文化圈子里现在都有一种相互融合相互接纳的趋向。所以她觉得，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和古典文论，就应该展现中国文学理论自己的个性，让它们参与世界文论的对话。 “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的关系是讨论的热点问题。钱中文认为文化研究实际上成了当前欧美的主要思潮，应该认真研究其和文学研究的关系。他认为，首先，要走自己的路，文学理论作为学科具有自身的传统，在实践中也行之有效，恐怕不能轻易地丢掉。其次，文论向文化领域拓展，进行综合，有宽阔前途，可以产生文化诗学。文学理论的学科建设，应该是交往与对话，既是文学理论批评与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往和对话，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之间的交往与对话，在交往对话中相互激活。王一川认为在文化研究中寻求新转变的文学理论正在出现一些新的征兆和变化：一、文学不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或者美学问题，已经成了文化问题，因此要把文学置放到文化语境中来研究，揭示其文化内涵和文化意味。二、文学并不只是属于高雅文化或严肃文化，它同大众文化具有紧密联系，这就要求我们把文学现象同大众文化现象联系起来。三、文学已经从单纯的文字和纸质书本变成了包括文字、声音、图像等多媒体形态，以及包括国际互联网在内的多种传播形式，这要求我们把文学同大众传播媒介结合起来研究。四、文学理论研究正在从单一学科方法走向跨学科方法，形成文学理论的“多学科交响”。五、文学理论的存在方式本身现在也已经多元化。至少存在四种形态：理论型、批评型、媒体型和日常型。陶东风介绍了西方“文化研究”的发展情况及其特征，认为文化研究对文学理论形成了挑战，对人文学科的学科划分提出了质疑。他以为应该立足于中国的具体语境，回应文化研究对文学理论的挑战。首先，学术要争取自主与自律，同时又要警惕自主性达到一定程度后所可能发生的与公共领域的隔阂。其次，文化研究讲社会关怀，其前提是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自主性，所以他强调的是文学与政治之间的良性关系。王纪人认为文化研究或文化分析可以改变我们的知识状况，对解决文学与大众的疏离，以及文论的现代性有帮助。他认为文化人类学家格尔兹所强调的“深描”，以及“在个案中进行概括”，对纠正我们理论的空泛，脱离研究对象的学风，不失为一剂良药。文化研究具有兼容性，它内在地包含了文本批评，可以扩大文学研究的话语空间。王岳川认为当前的中国文艺学研究面临多方面的失语现象，而“文化研究”是新出现的，对文艺学研究很需要，这主要在于：一、文艺研究很需要文化研究拓展其研究的范围；二、当代文艺理论框架需要自我裂变和自我修复，向跨文化和多元的文艺理论框架发展；三、中国的文艺理论需要面对本土资源和全球资源共享的问题；四、需要对人类的基本问题进行文化阐释；五、需要对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加以介入。所以，文艺学研究要引进文化研究宽阔的场域，使自身和过去有完全不同的尺度。张法认为文化研究给我国的文艺研究带来了一种新的维度，但文艺学研究的突破和重建应有自己的目标。文化研究有助于对文学文本的阅读，可以从中看出新的东西。孟繁华认为文化批评在中国的兴起与学院批评的倡导者有关。文化批评拓展了我们研究的视野，但也使文艺学、文学批评的质的规定性受到了挑战，因此，文化批评不是一种神话，如何回应、检讨文化研究的问题，是一个迫切的问题。王光明认为文化批评无法取代尊重文学特性的批评，文学批评必须释放文学内部的能量实现自己的价值，弗莱提出批评必须“根据文学的内部而不是外部的东西培育自己的历史观察形式”，是富有启示性的。
